从《明夷待访录·原君》看黄宗羲君主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硬核警告。本文为M_E在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中一篇作业。补发

一、《原君》对君主本质的探究

儒家思想中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了和谐社会各个阶级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后世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加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化了君主的地位,使得君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上具有无上的权力。黄宗羲在《原君》中的论述就阐明了从君主角度获得这种无上权力的历程。黄宗羲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没有君主,君主是一个管理社会、解决祸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而后世的君主认识到可以将他人的利益攫取来给自己,渐渐地,君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力,变成了天下第一的祸患。

黄宗羲对于君主制早期的表现是肯定的。他认为尧舜等人的统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也就是为天下而工作,是人民的公仆。自然,这种工作是需要付出相对平民千万倍的精力来做的。更有甚者如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夏本纪》),要摧残自己来为天下谋利。这种工作自然是不讨人喜的,故而有许由、务光这样拒绝统治天下的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看,君主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源有限,需要一个人来主持资源分配。此时主持分配的人,即现在看来是君主的人,更可能是由众人推选出来的一个相对公正的人。对于一个理性的君主而言,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需要合理分配使得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料进行生产,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源的富余。这时候,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就是君主,会更倾向于将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的资源归于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族,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分配的特性[①]。一开始的君主是出于公义来管理社会,后来的君主是为了私欲而管理社会。对于君主为了一己私欲而“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是强烈抨击的,并对设立君主的本意大胆质疑。特别是黄宗羲对宋明理学中的“君臣”和天地自然相联系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先声。

二、《原君》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态度

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在社会管理和发展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了“有道明君”,如尧舜者,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大胆批判了“无道暴君”,对于暴君的心理和目的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是黄宗羲对于君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和彻底的。

首先,黄宗羲仍然囿于自己的儒家立场,认为复古的尧舜就是尽职的君主。虽然黄宗羲批判了宋明“小儒”对君主的愚忠,但是仍然没有抛弃儒家的君臣体系。他仍然赞赏尧舜时代的君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君主来统治和管理社会。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更加超前一点,借着他对原始社会以来政治体制的演变的演绎,用这种和同时期西欧启蒙运动家卢梭等人相似的演绎法,推导出与西欧启蒙运动相似的政治诉求,恐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约束暴君的权力,只是提出了一个朴素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的民主制的构想。但是这种构想没有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够真的实现。与之相对的,启蒙运动家提出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等制度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的知识水平实在有限,而社会的精英份子以尊崇宋明理学的儒生为主,这种类似于西式民主的制度既没有思想上产生的可能、也没有现实中实现的可能。

三、《原君》之外黄宗羲对当时君主制的看法

明清两朝,士人的思想日趋僵化、君主的权力急剧扩大,这都导致政治发展迟滞,跟不上经济上的发展和变化,乃至于明朝的崩溃。黄宗羲思考“明君”和“暴君”、“民为主君为客”和“民为客君为主”的关系,也是一种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明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内外夹击中灭亡,一方面固然和自然环境的气候变化、水旱灾害有关[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初朱元璋制定的政治体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交[③]失灵有关。

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将政务统揽一身,这与原始社会时的尧舜何其相似。但是帝国已经相当庞大,仅凭皇帝一人无法治理,自然需要设立各种专职的大臣。而大臣的腐败问题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无法解决。即便是崇祯帝朱由检殚精竭虑要挽大厦之将倾,也无法阻止明亡。黄宗羲作为明的遗民,在反清失败之后反思明朝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追根溯源,认为明亡和君主权力的无限集中有关。而他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状态,只能提出批评,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另一方面,黄宗羲作为一个汉族人,对于满族人的清朝取代了汉族人的明朝,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他屡次反清不成,退而著述,也有暗讽满清君主无道残暴的意味。因此说,他的君主论,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特别是大汉族主义。[④]

 

本文就《明夷待访录·原君》一文探讨了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和君主论。特别是要肯定黄宗羲超越时代的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性的批判。他对于君主的理解,局限于传统封建和儒家思想的束缚,虽然提出了“君客民主”的政治理想,但是没能够提出相对应的措施来实现。同时他对封建专制君主的不满更是一种带有民族矛盾的观点。但即便有种种不足,黄宗羲作为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先驱,为三百年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提前做了指导,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⑤]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页

[②] 杨洋:《自然灾害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1卷第5期

[③]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 赵连稳:《论黄宗羲反清思想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月

[⑤]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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