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去年的总结，想起来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人的奋斗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每个人的经历组成了历史的主体。也许以后的历史学者在面对这一年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把人类历史再分出新的一个单元，而我一个人的记叙是否会对他们的见解有什么影响呢？倘若不考虑对后人的影响，对去年的追忆和记叙又对于我是什么样的意义呢？想起来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刚刚结束了一个学期，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虽然当时在网上的各个角落已经有了各种预兆，我也已经开始回忆起幼儿园时经历过的口腔消毒喷剂的味道，但是毕竟不上网的人还是存在的，接近9亿的网民也并不都知晓互联网那些阴暗的角落。地铁仍在运行，航班照常起降，人们脸上仍然带着工作的疲惫，不过年关将近，喜悦的成分倒也越来越浓了。
拖着行李箱在地铁和高铁上，大约我是少数几个带着医用外科口罩的人，倘若是为了保暖、为了时尚、为了隐私，这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对于阻止渺小的病原体而言，外科口罩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然而这毕竟是我唯一的选择，正经人谁备着那么多N95口罩啊。
后来的故事其实之前的文章也提到了，我在新年过得并不愉快。更难受的是，新学期的课程上起来更麻烦了。家里人仍然没有理解数据为什么是新时代的新生产要素，也完全不能明白一个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现代人生活是多么重要。虽然他们大概似懂非懂地了解了宣传口径里为什么中国人要把移动基站修到喜马拉雅山和塔克拉玛干，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买有线电视附赠的“宽带”和路由器。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奋斗多年还清房贷的房子足足有【数据删除】平。提供有线电视的国企H司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实力，仅靠自己的电视线路就实现了网络与电视的信号传输。不过这也就意味着，路由器不得不架设在电视线的接口处。当然这更意味着我不太可能享受被窝里上课的快乐。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网络进行正常的学术资料收集的时候非常依赖网络质量。而H司虽然技术实力雄厚，但是进入宽带服务市场实在是太迟了，并不能获得高质量的网络线路，这给我这一学期的学习造成了诸多不便，也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网络主权的重要性。
不过好在这个学期的课程非常对我学癖，感觉掌握了很多我想学习的知识，并且也启发了之后的进学方向。学期中期，学校排除万难，我们终于可以在稍缓和的时期回到学校在校学习。但是很可惜，之前网课时期我非常喜欢的澎老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来校授课，我仍然只能通过网络和他交流。澎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一直都非常谦和有礼，颇有旧日遗风地称呼我们为“陈同学”、“黄同学”、“方同学”等等。与之相对的就是其他老师一般就称呼我们的全名。其实如何称呼别人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澎老师的偏执和守旧可见一斑。关于澎老师上课可实在是太乐了，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些许差异给同学们带来了非常多课余时间与其他课程比较的内容。
回到学校的日子其实也没有比在家的时候舒服多少，学校监狱式管理带来的可不止是美味外卖的缺失，更多的是长期无法舒展的身心和日渐压抑的氛围。如果不是学校提供的免费心理咨询过于火爆，我大概就有幸能经历人生中第一次心理咨询了。同学们也是八仙过海，四处寻找学校防疫组织的漏洞—实际上也确实漏洞百出，你不能指望几个智商在平均人水平的管理者，面对一群智商多少高于平均线的人能够设计出看似完璧的防御体系，更何况他们得考虑内外两个方向的防御。
这期间有个神秘的校园媒体突然出现，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不少趣味。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评论的观点，也不敢完全相信他们所报道的“事实”。自由派媒体嘛，不外乎“选择性报道”、“听风就是雨”、“夸大事实搞大新闻”的三板斧，我们学校可是有深厚对抗基础的。然而图一乐那可是太乐了。那段时间能有个“大声讲出我想说的一部分话”的人，其实也是自我的一种发泄，让我从某种意义没有那么孤独。
伴随着形势的好转和学校防疫管理事实上的放松，这个校园媒体也逐渐沉寂。对于我来说，我也不再需要一个外在的渠道来继续代而表达自己的郁闷的情绪。不过很可惜的是，出校之后第一次海底捞，发现我已经从尊贵的金海会员跌落成卑微的银海会员了。（つつ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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