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当天下午，死者的遗体已经“入殓”了。
过去的几天就像小说的情景。传统与现实的碰撞，味儿真的很劲。
腊月廿七
因为半年之前就安排下的事情，我在所有的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又在学校停留了一周，直到辛亥年的腊月廿七才回家。虽然实际上是和校历差不多同步放假，但是其实很多考完就没有事情的同学也就早早回家了，我大概是我们那一层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留守学校的人，他们的年会过得如何我并不知道。
新型肺炎还没有任何引起大众警惕的消息。我戴着口罩拖着行李箱走在上海的地下，多少有种违反“反蒙面髪”的感觉。车厢里、车站里，戴着口罩的人也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急着要回家的人。十号线的地铁上也都是带着行李箱的游子。
到了虹桥站取票发生了一些小麻烦。今年铁总要求所有可以使用电子客票的列车都必须使用电子客票，也就是用二代身份证刷身份证上车，所有的取票机和取票窗口都取不出普通旅客的车票了。学生票因为要验证学生身份，依然要去取票机“取票”：也就是把学生证和身份证临时绑定，蓝色的小车票是能印出来的。不过这车票也没什么用，到了检票口，那闸机上吸票的小口已经被胶带贴上了，最后还是要刷身份证。
上车的时候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旁边座的小姐妹并不知道F是靠窗的座位，以为D是靠窗的，于是占了我的座位。不过也没什么，解释一下就好了。小姐妹很时尚，是商学院的，在暖气车厢里就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吊带衫，涂着和吊带衫色号差不多的口红。大概有个外国男友，车一启动就扯着英语和男友视频互动。 车上了看了《阿基米德大战》。果然日本的漫画业者左得挺左。当然剧情并经不起推敲，细节、色彩、CG倒是做得不错。 小姐妹这样的明日霸道女总裁，应该是欣赏不来男人、断肢、钢铁和算式的吧。看完我老是戴着口罩，也往她那一边缩了缩。
回到家就是要去参加家族的分岁酒。并没有人戴口罩。
下午在车上的时候联系了生院的同学，拜托他找一篇关于酒精针对人体作用的论文。原本想用这篇论文在晚上分岁酒上高挂免战牌，能不喝就不喝。没想到舅舅们倒也知道我
当晚的新闻1+1，钟南山又一次站在了聚光灯前，把真话讲给大家听。
腊月廿八到正月初三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家里人最终决定去买些口罩——不过要在去ICU探视我祖父之后。
大概是上学期期中考左右，我祖父就因为中风、痛风、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系列疾病住进了医院。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时候进的ICU，是从送进医院开始，抑或是在普通病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总之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我时刻都捏着一笔回家的车票钱。虽然在ICU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差下去，但是在父辈人的要求下，先是熬过了农历的生日，又是熬过了冬至，又熬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按照农历记虚岁的算法，一旦过了年关，就是又长了一岁。不管怎么样，多长一岁总是好的。那么就熬到过了年吧。
去ICU里探视，医院只准一次进入家属两人。有规定的时间，半小时。进去要套上消毒了的褂子，新型肺炎疫情传到本省之后还要套上发帽、穿上鞋套、戴上口罩、只准一个家属进入。不过廿八去的时候还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说实在的，ICU里令人非常焦躁。此起彼伏的蜂鸣器声告诉你每一个卧床的重病人的心率如何，又在无限制干涉你的心率。然而每一个病人的心率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你的心脏并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频率同步。
祖父已经插上氧气管了，呼吸机帮助他的小脑调节呼吸的节奏。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有消炎的、强心剂、镇定剂、营养液等等。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以及中风患者，他们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还没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不太能认出我来了——当然和我去见得少应该也有关系。现在卧病在床，全身肌肉萎缩，不能移动四肢，不能转头点头，大小便和呼吸完全靠机器和护工。护士当时正在把祖父翻过身，上褥疮贴，暂时停掉了镇定剂。于是祖父还瞪着眼睛，费力地呼吸，心率也不低。
父亲和我一起进来了。护士看了一眼，大概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父亲是直接和医护联系的，他们已经认识了两个多月了——于是护士把祖父的上床板升起来，让祖父歪着头靠着，让床边的我和父亲可以进入祖父的视线。父亲叫了几声，告诉祖父我来了。大概是医生刚刚开始重新给镇静剂，祖父微微闭上的双眼又突然睁开来看我们，心率也骤然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好像脑里有根弦突然绷紧，发出了很尖锐的声音，急忙走出了祖父的视线。
回去以后这事情变成了祖父知道孙子回来了强打起精神来看 ，也是菩萨在天保佑 。大概这种情况两个多月才见到一次，所以听上去特别感人些，或者说比较有宣传价值。
反正祖父已经不能说话了，也写不了字，他们怎么说就是什么样吧。
ICU确实是一种折磨，对我们是，对祖父亦是。
医院旁边的药店都已经是“口罩售罄”，无防护地在小城里走了很多路，才在一条僻静的小区道路上发现一家小药店，买走了最后两包口罩。
这中间的某一天，我家里办了分岁酒。当然是在政府明文禁止聚会之前。来了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堂兄弟。光是这个人就值得我在明报上面继承查先生的衣钵写武侠连载。他给我非常细致地计划哪一天祖父会死，哪一天祖父要火化，哪一天祖父要下葬，哪一天我需要在场。总之，结论就是我之前买好的车票并不行，必须要改签。我又气又想笑：气的是他没事来道德绑架我，给自己立牌坊；想笑的是他是我姑姑的孩子——和我并不是一个姓。我并不想直接就扫了他的兴，既然他来提起这个事情，那我也就和他绕一绕，反正最后他并不占理，也希望引导他意识到这件事情他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以后真和人争论能先动脑子想想，别挽起袖子就冲了。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不过这种不欢而散在我和他做兄弟的二十余年里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ICU，没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像是小说。但是这是真实的。明天轮到我守夜，到时候继续把我还记得的都慢慢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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