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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和部分内容，以及作者自身的从两书中得到的感悟和个人体验。 本学期我阅读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10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一、三十九两卷。《国家与革命》成书于1917年中，当时列宁忙于领导革命，未能完成全书。最终十月革命得以成功，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正确理论指导不无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写于1920年初夏，此时已经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与俄国的革命实践不同，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缺少革命理论和经验的指导，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观念，因此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出现了或“右”或“左”的倾向。 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共产党组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他们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评，系统地对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行为进行了驳斥。[①]列宁认为这些人属于“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必要性。[②] 经过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国家与革命》的革命理论是有效的、值得参考的。但《国家与革命》一书由于写得非常宏大而又十分仓促，很多表述不清之处。特别是书中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表述，使得很多具有革命热情的革命者对革命队伍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作为革命者，必须具有“革命的纯洁性”。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左派”认为必须和任何与资产阶级沾边的东西划清界限，如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规则下的政党、资本家工厂内的工会等等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组织。他们把“群众”和“领袖”相对立，事实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指出，这些所谓“左派”对革命领导和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不理解的。正是因为敌人的组织力量强大，我们才需要联合起来，组成布尔什维克来和敌人做斗争。而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必须要采取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可以让组织内的各个成员都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易于同志们明确自己的革命分工和定位，更好地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组织政党乃至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府，都是必要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持续了三天就在普鲁士军队的镇压下失败了；巴黎公社的起义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却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上非常混乱，最后被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④]。日后我们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越南、古巴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都缺少不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缺乏组织的无产阶级正是完全有利资产阶级的。反对无产阶级组成政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恰恰是革命者中软弱、散漫、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⑤] 而拥有了革命的政党，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在无产阶级成功建立、稳固属于自己的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这一政权可以向着自我消亡、不断革命的方向前进。列宁指出，如果有一个“先进国家”[⑥]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就不再是一个“模范国家”[⑦]。这其实暗示了哪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建立，仍然存在“开历史的倒车”、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这个革命的政党必须要坚持自身的立场、革命的目标，这就需要维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⑧]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列宁的这一表述具有非常高的重合度。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当时我们的党又一次面临姓“社”姓“资”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需要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余生也晚，这个问题难探究竟了。列宁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具有觉悟、忠诚，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而三点是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难以做到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不断分化的过程。原来的日本共产党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党员，在党内无法统一思想、无法统一革命目标，到了细节上更是处处是分歧。最后就是导致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连续遭到国内外保守势力打击下，自己又发动大量与人民群众相悖的运动，不断分裂，最后有些分支走向恐怖主义，变成了恐怖分子，有些分支反而变成了保皇党，到“右派”那头去了。 《国家与革命》用非常长的篇幅分析了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围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如《法兰西内战》等，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由于我对这一段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两本关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书不了解，我没有很深入地阅读这一部分。但是我对于《国家与革命》最后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部分深有感触。 我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潘涅库克等人的观点是缺乏了解的，但是以我亲身经历来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下有一种别于列宁描述的“庸俗化”的趋势。这种“庸俗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符号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任何事物有了红色、有了镰刀锤子，或者和前苏联、朝鲜、越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卡斯特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家有了一丁点微弱的关联，这个事物就是“社会主义的”。人们以这种无意义的微弱的联系取乐，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能让他们回忆起祖父辈痛打现在的对手的快意，或是父辈在谈判桌和局部战争战场上大胜现在的对手的光荣。他们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变化没有丝毫清楚的认识和危机感。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发展了近30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前线。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和改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反而具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和日本分割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味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呢？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扩大开放的水平，放开私有企业经营的范围，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呢？ 但是在我阅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我逐渐认为自己在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之后对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产生的怀疑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这种怀疑可能就一种“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完全可以作为《国家与革命》的一个新章节，列宁在文中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的各种政治设施、工具进行斗争有着非常详细的介绍。而我所想的完全不妥协的、急躁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是无法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这种不妥协的路子，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走过一次。列宁是和当时的同盟国谈判才得以返回俄国主持革命的。如果是要“真正的纯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不应该同帝国主义敌人谈判。但是那样列宁和其他的革命者就无法离开瑞士了。恰恰是向敌人暂时妥协，做出了“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⑨]的承诺，这才有了那“震撼世界的十天”。 共产主义者该对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想法？难道说暴力革命就是“革命”，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就不是“革命”了？显然不是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历史已经证明了，过去她是有的），能够坚持最初的目标不动摇。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道路没有问题，才能够向着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指出的共产主义目标走下去。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②] 同上，第7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⑤]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⑥] 此处应为特指西欧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很久的国家，当时相较俄国而言有更深厚的无产阶级土壤。“先进”指的应该是生产力上的先进。 [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⑧] 同上，第5页。 [⑨] 列宁，《我们是怎样回来的》，《列宁全集·二十九卷》，第119-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关于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在马原课上的期末论文。有一点放飞自我。一开始只准备写幼稚病，但是发现不提《国家与革命》其实没法谈幼稚病。该舔的还是得舔。我反对“左派无限可分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