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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传播与建设的几点建议

    非常感谢延安大学与上海科技大学的相关领导、老师和志愿者安排组织的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在延安的短短几天内,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圣地人民的热情和历史的深刻。延安人是热情而粗犷的,延安的历史是光荣而沉重的。人的品质是易于我去了解的,而历史的沉重与悠久的红色文化却难以从延安的种种革命旧址、红色旅游中很好的体现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革命圣地的悲哀。 首先,延安的的确确是中国共产党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是革命者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还是走出这片土地的革命者的伟大成就,都是值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去学习的。换言之,延安拥有非常深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和历史积淀。但是就我在延安的几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的体验看,延安这手好牌打得却并不高明。革命旧址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几处旧址的展览、讲解反反复复讲的都是同一群人、同一件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或者就仅仅从与我同行的同学们的反馈看,这种重复的旅游体验是非常糟糕的,在最初两天的参观之后,我们已经对延安其他的旅游景点不抱太大希望了,已经失去了最初对革命圣地的热情。各个旅游景点通用的是一套旅游讲解、一组旧照片,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走遍延安各处的红色景点呢?而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填鸭式的旅游,人的一生能接受几次?我相信大多数游客只会来一次。延安的旅游需要针对不同的景点做出不同的创新和持久的迭代。 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旅游资源展现方式的匮乏。位于王家坪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固然是很好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进行了全面、新旧方式结合的讲述。然而这样的展现实在太少,与之相似的只有中共西北局旧址的纪念馆。其他的旧址,不是钻窑洞就是钻山沟,不是木木地跟团走就是木木地听机械背诵的讲解。其他诸如《延安保育院》、《延安 延安》这样的舞台表演形式,是否又适合当下青年接受?或者说有多少观众没有在看手机?到景点听的讲解不如自己在手机上划拉几下去搜索百科,走遍延安的革命旧址还不如回到中学再学一遍历史课,舞台上的表演在其他的城市也有甚至更好。延安需要拿出不同的、甚至更好的文化建设成果来吸引游客。 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建设在寻常的旅游之外,还有一些机关单位组织的职员的培训。当然更多就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延安的革命旧址,再在回去之后上网抄一篇所谓的参观感想。与旅游景点同质化截然相反的是这些组织培训的机构的水平、资质参差不齐。对于写出人民群众热爱的文艺作品、振聋发聩的名篇警句,他们在此“学习”的不过就是“知道就行了”。走走形式的培训,使得红色文化建设传播不过是一个笑话。 延安的红色文化亟待新的、更吸引人的展现形式。 在鲁艺旧址,我们得到了“小小讲解员”热情而详细的讲解。这些来自景点周边小学的小朋友在讲解上的表现恐怕比很多其他地方的专职讲解员更好。红色建设从小抓起,这是一个方面。将这种讲解向社会更大的群体开放,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例如日本奈良的一些历史景点就有当地人志愿来讲解的,他们能够从一个更接地气的角度讲述这个景点与他们的城市和历史的关系,甚至还有为此自学外语的老人。我相信延安人民的热情和思想觉悟绝对不会拒绝这样讲述自身与伟大史诗关系的机会。 同时我注意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往往都有中英俄三语的标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多少外国的游客,更不用提外语的讲解了。对于外国人而言,陕西有兵马俑、有秦皇陵,但是恐怕他们不会知道陕西还有曾经的红都延安。延安能否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能否将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广?当然这是一个更为全面和长久的目标,需要延安的城市建设提高国际化水平。 我特别欣赏的是延安大桥街上延安百货大楼。倒不是说在这里逛街有多开心,而是这里有一家新华书店。这家新华书店有全国少有的红色书店的招牌,有临街几间店面的书架上摆的是与延安这座城市的历史、定位契合的书籍。并且有舒适的座位供读者阅读。既然是为了培训,不能光讲光辉事迹,更要讲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这样的书店正适合。延安人也爱文艺,炎炎夏日,还有不少孩子被父母带着外出学习舞蹈、乐器等等。相信更多的读书场所一方面能够满足延安本地人的精神需要,也能接近红色文化建设和传播的目标。红色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几个景点摆文物,几个机构讲满堂灌,更需要学习者自己深入的体会。 时间仓促,我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对于延安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也不够十分深入,希望我的一点拙见可以帮助延安更好的传播和建设红色文化。

  • 从《明夷待访录·原君》看黄宗羲君主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硬核警告。本文为M_E在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中一篇作业。补发 一、《原君》对君主本质的探究 儒家思想中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了和谐社会各个阶级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后世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加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化了君主的地位,使得君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上具有无上的权力。黄宗羲在《原君》中的论述就阐明了从君主角度获得这种无上权力的历程。黄宗羲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没有君主,君主是一个管理社会、解决祸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而后世的君主认识到可以将他人的利益攫取来给自己,渐渐地,君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力,变成了天下第一的祸患。 黄宗羲对于君主制早期的表现是肯定的。他认为尧舜等人的统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也就是为天下而工作,是人民的公仆。自然,这种工作是需要付出相对平民千万倍的精力来做的。更有甚者如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夏本纪》),要摧残自己来为天下谋利。这种工作自然是不讨人喜的,故而有许由、务光这样拒绝统治天下的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看,君主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源有限,需要一个人来主持资源分配。此时主持分配的人,即现在看来是君主的人,更可能是由众人推选出来的一个相对公正的人。对于一个理性的君主而言,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需要合理分配使得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料进行生产,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源的富余。这时候,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就是君主,会更倾向于将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的资源归于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族,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分配的特性[①]。一开始的君主是出于公义来管理社会,后来的君主是为了私欲而管理社会。对于君主为了一己私欲而“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是强烈抨击的,并对设立君主的本意大胆质疑。特别是黄宗羲对宋明理学中的“君臣”和天地自然相联系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先声。 二、《原君》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态度 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在社会管理和发展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了“有道明君”,如尧舜者,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大胆批判了“无道暴君”,对于暴君的心理和目的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是黄宗羲对于君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和彻底的。 首先,黄宗羲仍然囿于自己的儒家立场,认为复古的尧舜就是尽职的君主。虽然黄宗羲批判了宋明“小儒”对君主的愚忠,但是仍然没有抛弃儒家的君臣体系。他仍然赞赏尧舜时代的君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君主来统治和管理社会。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更加超前一点,借着他对原始社会以来政治体制的演变的演绎,用这种和同时期西欧启蒙运动家卢梭等人相似的演绎法,推导出与西欧启蒙运动相似的政治诉求,恐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约束暴君的权力,只是提出了一个朴素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的民主制的构想。但是这种构想没有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够真的实现。与之相对的,启蒙运动家提出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等制度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的知识水平实在有限,而社会的精英份子以尊崇宋明理学的儒生为主,这种类似于西式民主的制度既没有思想上产生的可能、也没有现实中实现的可能。 三、《原君》之外黄宗羲对当时君主制的看法 明清两朝,士人的思想日趋僵化、君主的权力急剧扩大,这都导致政治发展迟滞,跟不上经济上的发展和变化,乃至于明朝的崩溃。黄宗羲思考“明君”和“暴君”、“民为主君为客”和“民为客君为主”的关系,也是一种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明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内外夹击中灭亡,一方面固然和自然环境的气候变化、水旱灾害有关[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初朱元璋制定的政治体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交[③]失灵有关。 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将政务统揽一身,这与原始社会时的尧舜何其相似。但是帝国已经相当庞大,仅凭皇帝一人无法治理,自然需要设立各种专职的大臣。而大臣的腐败问题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无法解决。即便是崇祯帝朱由检殚精竭虑要挽大厦之将倾,也无法阻止明亡。黄宗羲作为明的遗民,在反清失败之后反思明朝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追根溯源,认为明亡和君主权力的无限集中有关。而他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状态,只能提出批评,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另一方面,黄宗羲作为一个汉族人,对于满族人的清朝取代了汉族人的明朝,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他屡次反清不成,退而著述,也有暗讽满清君主无道残暴的意味。因此说,他的君主论,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特别是大汉族主义。[④]   本文就《明夷待访录·原君》一文探讨了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和君主论。特别是要肯定黄宗羲超越时代的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性的批判。他对于君主的理解,局限于传统封建和儒家思想的束缚,虽然提出了“君客民主”的政治理想,但是没能够提出相对应的措施来实现。同时他对封建专制君主的不满更是一种带有民族矛盾的观点。但即便有种种不足,黄宗羲作为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先驱,为三百年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提前做了指导,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⑤]。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页 [②] 杨洋:《自然灾害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1卷第5期 [③]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 赵连稳:《论黄宗羲反清思想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月 [⑤]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 儒学成为古代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今后的发展道路

    本文极为硬核,为M_E在上海科技大学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上的期末论文 一、综述 儒学,一说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刘歆的《七略》中认为“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①]。儒学最初是一种附属于政治体系的文化现象。具体儒学的起源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圣人孔子之前,儒学就已经存在。[②]而孔子之所以称当时是“礼崩乐坏”(《论语·阳货》),乃是在此之前有礼、有乐。由此可见,儒学具有相当长时间的积淀和现实基础。由当时长期的社会实际和文化环境而发展出的礼法制度、乃至儒学,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儒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是有发展、有继承的,这维持了儒学的生命力。同时,儒学的占据主体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学也受到过多次挑战。度过儒学的艰难时期,依靠的是古代中国地位较低的士大夫阶层,以及近现代由士大夫阶层演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努力。 二、先秦儒学的兴起、发展、演化 孔子以他自己对西周早期的礼法制度的理解,构建出原始儒学的价值观。而原始儒学其本身就是一种对西周礼法制度的附属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了儒学。而孔、孟、荀三人的儒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目标。而“仁”指的是一种“道”,一种秩序。孔子认为要在天下实现仁道,就需要做到完善自己,遵守礼法,“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墨家学说继承了孔子儒学中“仁”的说法,但与儒学不同,墨家的“仁”指的是“爱”,特别是“兼爱”(《墨子·经上》)。这与儒家的“仁”是不同的。 孟子的学说就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儒学价值观了。孟子直截了当地将“仁”理解为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孟学与孔学之不同在于,孔学强调“仁”和“礼”的一致性,也就是在价值观中强调遵守秩序,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孟学强调“仁”与个体自身的一致性,也就是人生来就有“仁”的追求和品质,所谓“人性本善”,明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③]。但是这种对“仁”的本质的探讨并没有妨碍孔孟二人在德治、仁政的观点上达成共识。 荀子儒学与被后世视为“正统儒学”的孔孟儒学就有非常大的不同。荀子否定了孟子认为的“仁”等美好品质与个体的一致性,直言“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由此推导出与孟子完全不同的理想政治体系,主张礼政,用复杂的制度去约束百姓。[④] 但是相比较于孔子的政治理想,孟荀二人的政治理想就更切实际。其一是因为儒学从孔子创立开始,到孟子、荀子的年代,已逾百年,对儒学的尝试和发展、传承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其次,孟子、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战争日趋白热化,君主所需要的政治学说更加具体化、可执行化。同时期也有很多其他的学说流派,只有可执行、对发动战争更有利的政治学说才能生存下来。作为封建君主的顾问,孟荀二人需要发展出更加贴近实际的观点,否则就会被淘汰。孔子仍然对周天子抱有幻想,认为“周公之世”可以再现;而孟荀二人就是为了“王道征途”而发展学说的。 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了指导思想,影响了后世儒学的发展,使得每个时期的儒学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 三、儒学的维护者 三、(1)东汉以后儒学受到的冲击 儒学能够长期保持和社会实际的贴合度,这与儒学的传承与维护者是分不开的。儒学在汉武帝朝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地位几经挑战。 在东汉、三国以及南北朝之际,道学复兴,不过玄学家往往有很深厚的儒学背景,通常“坐而论道”的人都是士大夫阶层,并且以世家大族居多,受过基本的儒学教育。这些士大夫的清谈荒废了朝政[⑤],直接导致中央政权在北方民族入侵后的崩溃,大量北方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南迁。这使得儒学在其发源地的中原地区受到沉重打击。 而对儒学打击更甚于道学的,是外来的佛学。佛学劝导人避开现世中的苦,对当时战乱中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同时佛学也积极本土化,与玄学结合,有惠远、道安、支循等人将佛、道互相解释、印证,形成了玄佛合流的风潮[⑥]。佛学的影响甚于毁灭晋的道学,道学只是贵族之间交流的一种话题,而佛学更加深入人民群众。南梁时,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⑦]。梁武帝更是多次出家并还俗,掏空了南梁的国库。皇帝带头做和尚,足见南朝对儒学已经没有相当的重视程度。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儒学发展得反而更快了,特别是向三教融合的方向发展。[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儒学吸收了大量玄学、佛学中的观察方法、思考模式,使得儒学从汉朝的经学转型为更加实用的意识形态。 三、(2)儒学强大的生命力来源 在长期的动乱中,东汉以来把持政治核心的世家大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在隋唐统一中国之后,中央政府急需大量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为了拓展人才来源,以及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出现了科举制度。这使得相对底层的儒生有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由此,社会治理的上层建筑有了稳定的底层社会信息来源,保持了政治机构统治的实时性,同时也保证了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学的生命力。 学习儒学能够获得从政的机会,也就能够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儒学。这也使得儒学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到了北宋,逐渐分为了气、理两派。此时儒学的探究已经从最初的讨论治理国家的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类似于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的经院哲学。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五代十国的战乱再次发生,逐渐形成了“重文抑武”的传统。这导致了文官阶层(儒生中的精英分子)同时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就使得儒学掌控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是先后统治中原地区的金和后来统一中国的蒙元由于缺乏在农耕地区的统治经验,仍然只能依靠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机构,“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⑨]。本质上,儒学仍然统治着中国,并且由于元的庞大,儒学实际上统治了更多的土地。 而明清更是以理学为唯一国家意识形态。全国的读书人都是儒生,儒学统治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思想。这让儒学在古代中国达到巅峰。 三、(3)儒学与历史 自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儒学就一直作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延续到近代。这期间,儒生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在某些时代还包括军事。中国的历史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儒生控制的。儒生对于其他威胁到儒学传承和发展的学说、文化、势力用敌视、贬低的态度去记录和描述,即便儒学本身对之有所吸纳,也可能换一个角度去记述,所谓“春秋笔法”。而对于符合儒家价值观的“明君”,就极力吹捧,也不顾其不足。这本是历史批评,但是却用在了历史记录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在政体上是分封制,但是经济上仍然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了维持战争,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是显而易见的,奴隶的反抗自然也是存在的,《春秋》一书却对奴隶的行为和活动毫无记述。再如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是指摘秦始皇,特别是“焚书坑儒”,却少有肯定秦始皇统一天下功绩的,而儒家又是肯定大一统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种对历史记录的绝对掌控,使得儒学的正统性一直得到加强,直到近代。 四、儒学接下来往何处去 儒学从隋唐统一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直到明清达到巅峰。这期间的儒学逐渐分层。一种是浮在顶层儒生中间的形而上的儒学,例如理气之辩、发明本心;另一种是底层的儒学,这些儒生致力与将儒学思想和传统在现实中进行实践,是直接接触社会现实的一层人。这两群儒生对应了高高在上的儒生贵族和低等级士人。低等级的士人渴望成为新贵族,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按照儒生贵族们制定的科举制度、学习高等级儒生的儒学,从而一跃进入统治阶层。中央政府由此控制了儒生的思想,也就控制了天下的思想。但是形而上的哲学讨论并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的路径,空有世界观而无方法论。能够发现问题的人,恰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恰恰是不知道问题的人。 这种僵化的体制和学术最终导致中华帝国的不可逆转的衰落。到了近现代,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进行了无差别的打击,大量的陈腐的儒学传统迅速被文化界抛弃,只有保守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仍然要以“新儒学”来保留儒学的传统。而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变革中的中国和国际形势缺乏反应力,自然也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种变革对儒学来说是毁灭性的:短短的几十年,儒学就从一个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人人欲弃的糟粕。 那么,儒学该何去何从?这里有三种出路:一种,儒学就此消亡;另一种,儒学抽离出形而上的部分,变成一种中国本土的哲学流派;还有就是继续与外来新文化融合,继续改良,使之贴合社会现实。第一种没有讨论的必要,同时也不太可能真的出现。第二种如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的确保存了儒学,但是缺少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难以与实践结合,在之后更可能慢慢消亡。第三种,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儒学,或者说是“科学儒学”,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借鉴儒家已有的理论,吸收儒家长期以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用社会主义对儒家进行改良。 [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2页。 [②] 王鸿生:《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04期。 [③] 魏义霞:《仁——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02期。 [④] 魏义霞:《康有为关于孟子与荀子思想的比较及其意义》,《理论探索》2015 年第1 期。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9页。 [⑥]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27-29页。 [⑦] 《南史》卷七十《循吏列传》,光绪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石印本,50页。 [⑧]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48-50页。 [⑨] 《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钦定四库全书》本,150页。

  • 让中世纪的亚瑟跑到三国究竟搞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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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曹操领军远征,道中无水,军渴。暗忖:若再无汲,将有兵变。诈曰:“孤少时尝游幸此地。前有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 士卒闻之,喜,口皆出水。果有梅林,众人分而食之,兵变乃解。 月余,有边事来报:“番王亚瑟,领军十万,犯我疆界,誓要为国师报仇。” 其一·亚瑟的想法 几个月前,梅林厌倦了卡梅洛的宫廷生活,决定渡海游历东方。 亚瑟:梅林,喷个火。 梅林:是的,陛下。(变出一团火) 桂妮薇儿:我想看巨龙喷火。 亚瑟:好的,亲爱的。梅林…… 梅林:如你所愿…… 也有人传说是梅林在帮助亚瑟登位后虽被封国师,但是却沦为亚瑟和桂妮薇儿的宫廷弄臣,于是向东另求明主。当然更为离谱的说法是梅林和亚瑟都对桂妮薇儿出轨感到不满,于是联手召唤巨龙处死了桂妮薇儿,为了掩盖宫廷的丑闻,梅林不得不背锅远行。 就在亚瑟率领圆桌骑士捉拿了兰斯洛特并要将他关进布列塔尼的地牢中时,突然有噩耗随着商队的马车传来:东方的一个名为吴的蛮族部落捉住了法力无边的梅林并将他分而食之。 亚瑟大惊:竟然还有这种野蛮的种族。众位圆桌骑士在与其他骑士决斗时也受了不少梅林的好处——骑士总有那没几天没力气,梅林的魔法可以让他们更强大或者让那些对手更没力气。 但对于亚瑟,梅林并不仅仅是魔法和好处那么简单。亚瑟是庶出的孩子,小时候在乡间隐居,是梅林抚养他长大,把他培养成一个王。不老的梅林总是有充足的活力和充满奇思妙想的魔法,这让亚瑟的童年在权力斗争和血腥屠杀之外充满了欢乐。虽然乌瑟王才是他的父亲,但是梅林却更像一个父亲。 兰斯洛特从小和亚瑟一起玩大,自然知道梅林在亚瑟心中的地位。虽然一个骑士被捆着丢在地上真的很丢人,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哦!桂妮薇儿!),兰斯洛特不得不向亚瑟低头:“哦亚瑟,乌瑟王的儿子,我的王,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真诚的向你道歉,希望你原谅我,也原谅桂妮薇儿。对于梅林遇害,我也很遗憾,也很愤怒。我清楚的知道你内心的怒火。如果你愿意让我用征服蛮族的方式向你谢罪,请你放开我,让我独自前往。我定要替你为梅林报仇。” 亚瑟正想要领兵亲征,听到兰斯洛特所说的,心中有所触动,快步走向兰斯洛特,亲手解开了绳索的束缚。“哦,兰斯洛特,我的朋友,我原谅你犯下的过错,我也真心的向你道歉。把一个伟大的骑士用草绳捆起来放在地上实在是不符合骑士的精神。”亚瑟扶起兰斯洛特,握着他的手。“希望你能重新回到圆桌骑士中间,同我一同远征东方。” 贝德维尔,圆桌骑士中的一人,提醒亚瑟:“东方路途遥远,恐怕我们要带齐士兵、武器、盔甲,这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远征。” 亚瑟拔出王者之剑,指向东方:“那么,开始准备吧!” 其二·曹操的想法 操自诧异:“西有羌,此乃众人所知,且其族也众,与我修好。奈何其十万众,过其界而不动?”阶下一人曰:“丞相休要诧异。此乃极西之英格兰与苏格兰之共主,卡梅洛王国之王,亚瑟。其兵也众,其将也利。浩浩汤汤,自西域携黄沙烈火而来,量其西羌倒戈,不足为奇。”众人看事,却是王朗,时为军祭酒。操曰:“景兴世居东海之滨,举孝廉而入仕,治经理政,何知此异闻?”王朗笑曰:“丞相何须在意。倒是如何对敌,此乃大事。今孙权欲进荆楚,西凉韩马反意初见,必与此番王有密谋往来。”程昱曰:“所言极是。丞相,番王亚瑟领兵十万,远道而来,人困马乏,亟待修整。河西苦寒,粮草水源屈指可数。若番王降西羌,联韩马,诚为大患。且番王复仇心切,不日必将大举入侵。不如提前准备,以逸待劳。” 操不自信,曰:“中原疲敝,彼番王,犯我中华,若非精兵,千山不得过。众卿所言,孤均有意。今北方平定,可调精兵西往。然何将可往?” “末将愿往!”操看时,乃灵寿亭侯曹真。操喜,点选精兵二十万,另有马步军三十万众押运粮草,拨与曹真。真曰:“只是卑职才疏学浅,难当大帅之任。”王朗曰:“将军乃国之武库,不可固辞。臣虽愚钝,愿随将军前往。”真又进言:“卑职受此重任,驱蛮夷于华夏之外,安敢推辞。但求一副将。”操曰:“卿心中可有人选?”真乃举太原阳曲人,射亭候郭淮博济。操允之,拜真为平夷将军、大都督,赐节钺,郭淮为副都督,王朗为军师。不日出兵,曹操亲自送出西门乃回。 其三·亚瑟看到的 哦天哪,这个种族怎么能有这么多精干的男子?他们的阵型严密,仅靠圆桌骑士团冲击恐怕是不能打开缺口的。只有依靠梅林的魔法才能消灭他们。哦梅林。还是先回去想想办法吧! 其四·曹操得到的战报 却说曹真领大军来到羌界,斥候来:“番军在三十里外扎寨。”于是下令,就地扎寨。另派出宗第曹遵为先锋,领三千兵马,前往试探亚瑟虚实。亚瑟举全军之力击之,三千兵马仅十余骑逃回,遵亦战死。真大惊。又有亚瑟派人下来战书,皆是番文,军中无人识。王朗曰:“老夫少时考取孝廉,尝学番文,不知此番文即彼番文耶?”原来这番王亚瑟要严查何人杀其国师梅林,并将此人交由罗德台步将军团处置。真忧:“若从这番王,我华夏脸面何存;不从,这番王神勇,我三千兵马竟好似入了虎口,我等也不免凶多吉少。”朗笑曰:“都督何必多虑,来日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那亚瑟拱手而降,番兵不战自退。” 真大喜,是夜传令:来日四更造饭,平明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 旌旗鼓角,各按次序。当时使人先下战书。次日,两军相迎。真见番兵阵中一人,骑白马,着连环梅花锁子甲,头带雄狮吐火金盔,持一把长矛,腰间佩着一把双手使的长剑,走出阵来。郭淮曰:“这必是那番王亚瑟。”真颔首,以目示意,王朗乃乘马而出。那番王却也不理会王朗,兀自向魏军骑来。 朗问曰:“来者可是番王亚瑟?”番王径自向前。朗暗忖,这必是亚瑟,然蛮夷不通华语。朗便以番语问之:“你是亚瑟?”番王一惊,驻马不前。朗又问:“你可以说中文吗?”番王又是一惊,调转马头逃去。 真大喜,乃领兵掩杀。可惜番兵高大,又多乘马,真追不及,仅斩首十余,乃归营。 其五·兰斯洛特的想法 如果亚瑟和其他圆桌骑士在此鏖战,最好是大多战死此地,我就可以回去和桂妮薇儿重逢,在威尔士的清晨的氤氲里漫步,再也不会有愚蠢的守道者来打扰我们。 其六·曹真的踌躇 早有细作将亚瑟领兵寻仇一事禀报刘备玄德。玄德召集众将议事。孔明曰:“值此番兵大军压境,曹操必定急调大军前去防备。主公可兵分两路,取关中、豫州。联东吴,使之出兵徐州、兖州。汉室中兴,庶几在此。”玄德曰:“此计甚妙。然今荆州兵疲,恐有将无兵。”孔明曰:“此事甚易。主公兴仁义之师,承中兴之重任,信义著于天下。得兵万余,向宛、洛,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曹兵不战自降也。”玄德喜,乃令关羽、赵云领兵八千,缘汉水往关中而去;自领一万,直取洛阳。另遣使者往东吴。 曹操知刘、孙出兵,大惊,急令曹真回师。又命曹仁领二万兵马,拒孙权于徐州。 曹真既得令,又为难,乃与王朗议:“今孙刘趁我不备,大肆进兵。然又有番王大军未破,大患未除。丞相急令吾即刻回师。此诚两难。”朗曰:“无功而返,过也。”真乃下令:今日夜袭番兵营寨。却说是夜,曹真、郭淮各领一队兵马,人含草,马衔铃,三更时杀入番寨。哪里知晓番人生性孟浪,夜夜笙歌,K歌蹦迪,饮酒食肉,此时恰恰精神最足。曹真被番兵围在核心,纵马无处可走。有番将,名唤兰氏洛特,向曹真衅。曹真无心恋战,欲冲杀出,奈何番兵举火,亮如白昼。兰氏洛特又纵马冲锋,一矛刺真于马下。曹军大败,失地千里,二十万仅万余回到长安。 其七·亚瑟乘胜追击 这天夜里,曹真率主力劫营。虽然亚瑟和圆桌骑士正在开晚宴,但好巧不巧,曹真撞在他们酒足饭饱、精力充沛、正想展示肌肉彼此切磋的时候。在亲卫兵都阵亡之后,曹真一个人骑在马上,想要在卡梅洛士兵的层层包围中纵马逃出。兰斯洛特正想学习一下东方的武艺,于是披挂上马,向曹真挑战:“那位骑士,可愿与我兰斯洛特一战?”曹真心中慌张,不愿与他交战,仍在四处张望寻找缺口。兰斯洛特见他避战,就提起长矛向曹真冲锋。看到这个架势,曹真更为慌张,钉在原地不知所措。 长矛顶在护心镜上,曹真被打出去几十码远,当场气绝。 与此同时,亚瑟领着一队骑兵追击曹军,一路杀到渭河边。当时的场景简直就如同地狱一般。可惜亚瑟没有船,否则这些曹军一个也跑不掉。 其八·刘备决定抵抗亚瑟 却说曹真军大败,曹真被斩,消息传到洛阳,曹操大惊。乃遂程昱策,携洛阳朝廷与献帝,向东退去。关中州郡皆望风而降,或降亚瑟,或降关赵。 玄德收复兖州、冀州。不日便有信使来到玄德账下。原来这亚瑟初来中土,不通文字,得西凉州郡方有州文官可教之。玄德召来孔明,曰:“这番王欺人太甚。死了一个国师,便要我华夏族替他找出元凶,不然就要灭族。实在不明事理,狂妄自大!军师可有高见?”孔明看罢,曰:“不妨将这元凶说成孙吴、曹魏,番兵勇武,可替主公振兴汉室。”玄德不悦,拂袖而起,曰:“军师休要再提此言。吾起兵兴汉,乃是借仁义之师,行光明磊落之途,安可引狼入室?此举与昔日何进、袁绍之流何异?”孔明又进言:“若主公抵抗外敌,当有卫青、霍去病之名。届时天下豪杰慕名而来,振兴汉室易如反掌。”玄德乃坐,曰:“军师此言方合我心。”于是昭告天下,反番义士蜂拥而至。一时间荆州豪杰云集,粮廪充实,号百万众。 其九·亚瑟主动进攻 知道汉人不愿合作之后,亚瑟大怒,他对圆桌骑士们说:“这些人根本不是骑士!他们只是卑劣的野蛮人!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上帝的法令!我要把这些野蛮人都杀光!”兰斯洛特心想,只有把亚瑟牢牢地拴在仇恨上,才能实施自己回去与桂妮薇儿团聚的计划。于是兰斯洛特复议:“不!就算杀完这些野蛮人的男人,也不够给梅林的坟墓填上一铲土。只有灭族,把他们的妇女和儿童都杀完,才能为梅林报仇。”贝德维尔感到惊讶,说:“真的要杀完妇女和儿童吗?这难道不有违骑士的精神吗?”兰斯洛特站起来,一拳头砸在桌子上,说:“梅林神通广大,怎么可能会被他们抓住杀掉。只有他们偷袭才可能。而且你们也知道,那天我以为那是一个骑士,不过是一个小酋长,根本没有骑士的精神和意识。这个种族是下贱的,我们杀他们,就好像碾死蚂蚁。”亚瑟也最终决定实施种族灭绝。 当晚,圆桌骑士团对所有掌握的城市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黄河以西的所有城市都遭受了劫难。幸存逃回来的难民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暴的军队,即便是几年前的董卓,也会留下一些少女的性命,但是这些外族士兵,不分男女老幼,全都一剑砍倒。 屠杀完成之后,亚瑟带领他的部队继续向东进发。 这次他们遇上的是在后世有“武圣”之称的关羽和著名的“常山”赵云。众所周知,关羽在练习武艺的同时,也不忘学习知识。就在亚瑟和圆桌骑士团来到中原的这段时间里,他恶补了英语,同时简单的学习了一些圆桌骑士团的作战方式。赵云也是一位智勇双全、善于学习的武将。 亚瑟摆开阵型,准备下令冲锋。关羽拖刀骑到两军之间,用英语叫阵:“圆桌骑士可有能打的与我决斗?” 圆桌骑士面面相觑。“原来野蛮人也有会说英语的?”“他们并不是野蛮人啊?”“这片土地是有骑士的。”“这么少的部队也敢于向我们挑战”……这样的小声讨论终于还是传到了亚瑟的耳朵里。 面子很难挂住啊,亚瑟这么想。 面子很难挂住啊,兰斯洛特这么想。 “我来与你决斗!”贝德维尔一夹马腹,向关羽冲去。令他诧异的是,即便两人两马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百码,对手也没有举起盾牌和长矛。不多想,长年训练的技艺使得贝德维尔自然的举起了长矛和盾牌,直直地向对手冲去。 八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