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封闭的海洋和海上贸易政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本文为M_E在上海科技大学课程“近代史纲要”中的习作。

原问题为:如何理解明清历史与近代历史的关系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近五百年间,中国长期实行“海禁”政策。早在1371年朱元璋颁布了海禁令,“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万余人,隶各卫为军。且禁沿海民私出海”[①],这种政策只有极少数间断,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真正放开政策,但是对外经商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而到了清朝,这种封闭更加严重,甚至于对少数许可经商的商船的大小、规模都做了极为严苛的限制。[②]

而许可的对外贸易,又以“朝贡贸易”为主,这种贸易并非以经济利益为第一位,而是为了彰显“天朝上国”的国威,追求政治价值。[③]这种华而不实的政治投资实质上大大损耗了国力,却没能够做到建立民间贸易往来以获得经济利益。这种“朝贡贸易”的极点,就是“郑和下西洋”。虽然中国通过这一远航行动同众多国家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大量朝贡,但是造成了巨大损失,“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④]

而长期海禁之后的中国骤然开放,进入近代,这种突变造成的全国上下一致的不适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自我发展的循环和轨道,也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走向。

一、封闭的海洋政策的成因

元朝时虽然有几次短暂的海禁时期,但总体上并不完全禁止海上的贸易。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之前的蒙古帝国的幅员辽阔,解体之后仍然可以通过陆上途径解决大部分的贸易;二是东方和西方的航海技术都不足以支持长距离、长时间的远洋贸易,而中国位于大洋西岸,受季风影响大,海况复杂,也难以保证贸易线的稳定;三是长期以来元和日本的敌对关系。

明前期,东南沿海有之前的张士诚、陈友谅等军阀的残余势力盘踞海岛。通过孤立来消灭海盗是在明初恢复生产、增强稳定的最佳选择。而在此之后,一衣带水的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大量的下层武士失去生活来源,与中国东南沿海失去生活来源的贫民一拍即合,形成了新的海盗“倭寇”。维持这些倭寇的物资显然来自于走私和劫掠。从维持海疆稳定的角度来说,大力清剿,甚至于远征日本是彻底消除倭寇的根本方法。但是明与元类似,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在维持国内稳定;除此之外,这时的明还有北方其他民族的威胁。对于一个大陆国家而言,保证自己陆地上的安全显然比保证海洋上的安全更为重要。因此明选择了继续封锁海疆和保守的海防政策。直到明改革制度,在军事上击败了倭寇,在经济上减少了贫民,东南沿海的倭寇才得以缓解。[⑤]而这时明在北方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对于沿海也就没有那么关注了。

到了清,与明前期海盗非常类似的郑氏集团盘踞东南沿海。得益于航海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⑥],郑氏集团对清帝国的威胁远较前辈为大,一度几乎全歼清军水师,逼迫清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海禁措施: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在收复台湾之后海禁相对放宽,但是仍有相当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因为清缺乏有力的海上力量管控或保护海上的贸易,而对于清来说,也没有什么海上的利益值得维持一支强有力的海上力量去维护。海禁政策直到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后才完全取消。

二、封闭的海洋政策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诚然,明清执行海禁政策对维持政权初期的稳定、发展本土农业具有很大帮助。然而在明中后期时,就已经有欧洲人来到东亚,并且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火器、商品。1557年葡萄牙商人贿赂明朝官员,就在澳门获得了贸易站性质的落脚点。1565年西班牙人就开始在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同期的日本有大名购买、仿制欧洲的火绳枪[⑦]等武器以及其他商品,并向欧洲出口商品,这被称为是“南蛮贸易”。足见当时东亚海上贸易的规模之大。

但是当时明清的海洋政策忽视了海上贸易带来的巨大收益和潜力,对于从海上购买的商品也仅仅限于满足军队需要的红夷(衣)大炮等装备。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中国本土的火器科技优势逐渐被欧洲超过,缺乏欧洲所拥有的大型重火器科技的明对重型火器的需求大大增加[⑧]。虽然对于明来说有相当大的军火需求,但是政府主导的军火贸易的规模并不能和广泛、全面开放的民间贸易相比。加上中国当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地区的生产力急剧增长,完全可以对外输出大量的商品。而明中央政府既没有收取进出口关税的能力,也没有这种意识,导致了明末国库事实上的崩溃。

清初的海上贸易存在,但并不是依靠中央的力量进行维持的,更多的是地方割据的“三藩”所控制的走私贸易。而到了清中期,清政府已经拥有相当的实力足以控制贸易。然而全国仅有广州一场通商口岸,最多时不过二十六家洋行与外商进行交易。这种严控的对外贸易造就了一方巨富,甚至造就了一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⑨]。而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有巨大数量的贫民。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变大,维持社会稳定所需要的资源也就更多了。

三、封闭的海洋政策阻碍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

明朝时虽然有来自海上的倭寇等海盗势力,本质上却并不具有推翻明政权的实力。即便是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以图谋下一步入侵明朝,在鸣梁海战中也被明-朝鲜联合舰队击败。而郑和的船队更是展示了明的造船业实力,也就是说,明的并不存在海上的威胁。

清前期虽然有郑成功这样的海上割据势力,但也并不能复辟明的国祚,可是清却多次围剿不成,最后是在长期的围困中才消灭了郑氏集团。而清对台湾的开发并不重视,多次发布禁令禁止大陆汉人渡台,甚至几次将台湾的汉人强制迁回原籍。

到了清朝后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就无法对海上游弋的英军舰艇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威胁,甚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联军沿海北上到天津大沽登陆。此时中国可以说既无海军,亦无海防。后来洋务运动中建设的福建水师、北洋水师在几次战争中又全部覆灭。与同样锁国又被迫开国的日本相比,这种海军建设上的失败更加难以接受。[⑩]

忽视海军建设一方面和中国的大陆性有关[11],另一方面是长期封闭的海洋政策使得中国完全没有发展海军,陷入了一种固化的思维。[12]中国在海洋上的战略纵深相比陆地而言有限得多,因此中国需要将这种海洋上的问题移到陆地上解决。从明一直到清中期,海上都没有利益攸关的威胁,即便是有,也可以通过将敌人的力量引导到大陆上来解决。而西方军事力量的出现,使得海上力量对中国“一剑封喉”、直取核心地区成为可能,这种解决海上问题的机制不再有效,迫使中国改变应对的思路。

而对于中国来说,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正是从英军开始入侵的 1840年开始的。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脱离原有的发展轨道也正是从这时开始。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内部有寻求开放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如此弱小,无法冲破原有的体制、政策。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重农抑商”是几千年来维持稳定的不二法则。而这种稳定被从外部打破,“祖宗成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有识之士开始从外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近代中国的进程就这样在一次次改变和试错中开始了。


[①] 《明史》卷九一《海防》,北京:中华书局,1974,二二四三页。

[②] 范金民:《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学术月刊》2006年3月号,第138-144页。

[③] 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34-42页。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⑤] 王日根:《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28-34页

[⑥] 郑成功为中日混血,其家族深受日本平户藩藩主的重视,其军事集团内有大量中国人、日本人、白人、黑人、东南亚人,并装备有进口的多种武器。

[⑦] 这种源自欧洲的火绳枪价格相当昂贵,只有相当强力的大名才能够大规模装备。在长篠之战中织田-德川联军凭借上千支“洋枪”的火力优势击败了横行一时的武田军,使之从此衰落。而九州岛的岛津家也凭借地理优势作为贸易中转站获得了大量利益,在之后几乎统一了九州岛。

[⑧] 徐怿达:《从装备及战术角度分析宁远之战前明军军事失败的原因》,《才智》2018年第23期,第194-196页。

[⑨] 叶显恩:《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105-112页。

[⑩] 1922年日本和美、英、法、意商讨限制海军吨位,签订《华盛顿海军条约》。1941年日本是世界海军第一强国,此时中华民国政府已没有海上力量,南京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有少部分小吨位的海防、江防舰艇。

[11] 中国的主体和主要利益在大陆上,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维持一支强大的陆上力量比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更为重要。

[12] 周益锋:《晚清海防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4年,第1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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