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M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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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奔西走的修行·东极岛
东极岛其实并不是在中国最东边的岛屿，或者说岛屿群。有主岛庙子岛（东极镇政府驻地），东福岛等等其他岛屿。由于行程安排问题，我并没有时间去其他岛屿，只能在庙子岛上度过（不到）24小时。 旅游开发 其实我并不是为了拍照技术的修行来的东极岛，最初只是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当然实际上东极岛之旅由于时间限制，并不怎么轻松。加上我自己作死要把一次旅游变成摄影修行，我大概把一只裸的89重机从上海搬到了舟山一个小岛上。 实际上东极岛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有也就是东福岛曾经作为韩寒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实际上我也并不准备在那里拍多少照片。我本意是找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爽爽。上海附近的地方，基本都人满为患。舟山海岛我是一直想去的。然后我妈一直撺掇我去普陀山拜一拜。 这不就是往人堆里扎人吗？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世界上有个（群）岛叫东极岛。 大海真的美啊。万顷碧波，心随浪涌，使人不得不充满雄心壮志。舟山的景致，最美的也就是这些远离近海黄水的碧水蓝天。庙子岛的庙子湖（实际上是个湾），岸边是庙子岛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又很多民宿，质量、价格，参差不齐。我的建议是选择坐北朝南的有阳台的民宿。最重要的是阳台要宽敞。而且整个建筑群是依山而建，住宿爬山不可避。但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越高的民宿视野也越好，也更有度假的味道。 比较诡异的是，东极岛实际上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景点，但是依旧游人如织，往返庙子湖码头与舟山半升洞码头的航线班班爆满。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来和大海留个影的…… 加上海岛孤悬海外，物资相对匮乏，物价也不便宜，岸边的大排档甚至比舟山沈家门的贵多了。据说是岛民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捕鱼为生的，都转型民宿、大排档了。也确实，庙子湖码头边停泊的渔船只有寥寥几只（休渔期）。作为一个度假场所，实际上也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庙子岛的海水淡化设施晚上休息（也就是晚上停水），电压也不是很稳。当然，在阳台的躺椅上晒晒太阳吹吹海风是很舒服的。 游客素质 游客来源主要是江浙沪，当然我也有听到东北口音的。相对而言，素质还可以。然而我运气比较差。 原住民素质 实际上开客栈、民宿的，不仅仅有岛民，也有很多是外地人。他们甚至本地人与外地人一起合伙开民宿。所有有意愿来东极岛旅游的游客请务必注意，这里是乡村，是渔村。当然不能指望原住民个个都是大城市里培养的谨小慎微的市民。 而且很多中年岛民带金链，纹身。给人一种化外之地的感觉。我也没看到派出所、边防部队在哪里。也许边远地区就是需要熟人纽带来维持的。 摄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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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安红色文化传播与建设的几点建议
非常感谢延安大学与上海科技大学的相关领导、老师和志愿者安排组织的此次社会实践活动。在延安的短短几天内，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圣地人民的热情和历史的深刻。延安人是热情而粗犷的，延安的历史是光荣而沉重的。人的品质是易于我去了解的，而历史的沉重与悠久的红色文化却难以从延安的种种革命旧址、红色旅游中很好的体现出来。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革命圣地的悲哀。 首先，延安的的确确是中国共产党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是革命者在这片土地上的活动，还是走出这片土地的革命者的伟大成就，都是值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去学习的。换言之，延安拥有非常深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和历史积淀。但是就我在延安的几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的体验看，延安这手好牌打得却并不高明。革命旧址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几处旧址的展览、讲解反反复复讲的都是同一群人、同一件事。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或者就仅仅从与我同行的同学们的反馈看，这种重复的旅游体验是非常糟糕的，在最初两天的参观之后，我们已经对延安其他的旅游景点不抱太大希望了，已经失去了最初对革命圣地的热情。各个旅游景点通用的是一套旅游讲解、一组旧照片，那么我还有什么必要走遍延安各处的红色景点呢？而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填鸭式的旅游，人的一生能接受几次？我相信大多数游客只会来一次。延安的旅游需要针对不同的景点做出不同的创新和持久的迭代。 而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旅游资源展现方式的匮乏。位于王家坪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固然是很好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进行了全面、新旧方式结合的讲述。然而这样的展现实在太少，与之相似的只有中共西北局旧址的纪念馆。其他的旧址，不是钻窑洞就是钻山沟，不是木木地跟团走就是木木地听机械背诵的讲解。其他诸如《延安保育院》、《延安 延安》这样的舞台表演形式，是否又适合当下青年接受？或者说有多少观众没有在看手机？到景点听的讲解不如自己在手机上划拉几下去搜索百科，走遍延安的革命旧址还不如回到中学再学一遍历史课，舞台上的表演在其他的城市也有甚至更好。延安需要拿出不同的、甚至更好的文化建设成果来吸引游客。 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建设在寻常的旅游之外，还有一些机关单位组织的职员的培训。当然更多就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延安的革命旧址，再在回去之后上网抄一篇所谓的参观感想。与旅游景点同质化截然相反的是这些组织培训的机构的水平、资质参差不齐。对于写出人民群众热爱的文艺作品、振聋发聩的名篇警句，他们在此“学习”的不过就是“知道就行了”。走走形式的培训，使得红色文化建设传播不过是一个笑话。 延安的红色文化亟待新的、更吸引人的展现形式。 在鲁艺旧址，我们得到了“小小讲解员”热情而详细的讲解。这些来自景点周边小学的小朋友在讲解上的表现恐怕比很多其他地方的专职讲解员更好。红色建设从小抓起，这是一个方面。将这种讲解向社会更大的群体开放，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例如日本奈良的一些历史景点就有当地人志愿来讲解的，他们能够从一个更接地气的角度讲述这个景点与他们的城市和历史的关系，甚至还有为此自学外语的老人。我相信延安人民的热情和思想觉悟绝对不会拒绝这样讲述自身与伟大史诗关系的机会。 同时我注意到，延安的革命旧址往往都有中英俄三语的标识，但是我并没有看到多少外国的游客，更不用提外语的讲解了。对于外国人而言，陕西有兵马俑、有秦皇陵，但是恐怕他们不会知道陕西还有曾经的红都延安。延安能否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能否将红色文化传播得更广？当然这是一个更为全面和长久的目标，需要延安的城市建设提高国际化水平。 我特别欣赏的是延安大桥街上延安百货大楼。倒不是说在这里逛街有多开心，而是这里有一家新华书店。这家新华书店有全国少有的红色书店的招牌，有临街几间店面的书架上摆的是与延安这座城市的历史、定位契合的书籍。并且有舒适的座位供读者阅读。既然是为了培训，不能光讲光辉事迹，更要讲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这样的书店正适合。延安人也爱文艺，炎炎夏日，还有不少孩子被父母带着外出学习舞蹈、乐器等等。相信更多的读书场所一方面能够满足延安本地人的精神需要，也能接近红色文化建设和传播的目标。红色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几个景点摆文物，几个机构讲满堂灌，更需要学习者自己深入的体会。 时间仓促，我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对于延安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也不够十分深入，希望我的一点拙见可以帮助延安更好的传播和建设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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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夷待访录·原君》看黄宗羲君主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硬核警告。本文为M_E在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中一篇作业。补发 一、《原君》对君主本质的探究 儒家思想中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了和谐社会各个阶级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后世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加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化了君主的地位，使得君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上具有无上的权力。黄宗羲在《原君》中的论述就阐明了从君主角度获得这种无上权力的历程。黄宗羲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没有君主，君主是一个管理社会、解决祸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而后世的君主认识到可以将他人的利益攫取来给自己，渐渐地，君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力，变成了天下第一的祸患。 黄宗羲对于君主制早期的表现是肯定的。他认为尧舜等人的统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也就是为天下而工作，是人民的公仆。自然，这种工作是需要付出相对平民千万倍的精力来做的。更有甚者如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夏本纪》），要摧残自己来为天下谋利。这种工作自然是不讨人喜的，故而有许由、务光这样拒绝统治天下的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看，君主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源有限，需要一个人来主持资源分配。此时主持分配的人，即现在看来是君主的人，更可能是由众人推选出来的一个相对公正的人。对于一个理性的君主而言，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需要合理分配使得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料进行生产，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源的富余。这时候，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就是君主，会更倾向于将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的资源归于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族，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分配的特性[①]。一开始的君主是出于公义来管理社会，后来的君主是为了私欲而管理社会。对于君主为了一己私欲而“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是强烈抨击的，并对设立君主的本意大胆质疑。特别是黄宗羲对宋明理学中的“君臣”和天地自然相联系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先声。 二、《原君》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态度 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在社会管理和发展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了“有道明君”，如尧舜者，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大胆批判了“无道暴君”，对于暴君的心理和目的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是黄宗羲对于君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和彻底的。 首先，黄宗羲仍然囿于自己的儒家立场，认为复古的尧舜就是尽职的君主。虽然黄宗羲批判了宋明“小儒”对君主的愚忠，但是仍然没有抛弃儒家的君臣体系。他仍然赞赏尧舜时代的君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君主来统治和管理社会。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更加超前一点，借着他对原始社会以来政治体制的演变的演绎，用这种和同时期西欧启蒙运动家卢梭等人相似的演绎法，推导出与西欧启蒙运动相似的政治诉求，恐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约束暴君的权力，只是提出了一个朴素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的民主制的构想。但是这种构想没有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够真的实现。与之相对的，启蒙运动家提出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等制度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的知识水平实在有限，而社会的精英份子以尊崇宋明理学的儒生为主，这种类似于西式民主的制度既没有思想上产生的可能、也没有现实中实现的可能。 三、《原君》之外黄宗羲对当时君主制的看法 明清两朝，士人的思想日趋僵化、君主的权力急剧扩大，这都导致政治发展迟滞，跟不上经济上的发展和变化，乃至于明朝的崩溃。黄宗羲思考“明君”和“暴君”、“民为主君为客”和“民为客君为主”的关系，也是一种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明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内外夹击中灭亡，一方面固然和自然环境的气候变化、水旱灾害有关[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初朱元璋制定的政治体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交[③]失灵有关。 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将政务统揽一身，这与原始社会时的尧舜何其相似。但是帝国已经相当庞大，仅凭皇帝一人无法治理，自然需要设立各种专职的大臣。而大臣的腐败问题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无法解决。即便是崇祯帝朱由检殚精竭虑要挽大厦之将倾，也无法阻止明亡。黄宗羲作为明的遗民，在反清失败之后反思明朝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追根溯源，认为明亡和君主权力的无限集中有关。而他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状态，只能提出批评，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另一方面，黄宗羲作为一个汉族人，对于满族人的清朝取代了汉族人的明朝，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他屡次反清不成，退而著述，也有暗讽满清君主无道残暴的意味。因此说，他的君主论，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特别是大汉族主义。[④] 本文就《明夷待访录·原君》一文探讨了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和君主论。特别是要肯定黄宗羲超越时代的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性的批判。他对于君主的理解，局限于传统封建和儒家思想的束缚，虽然提出了“君客民主”的政治理想，但是没能够提出相对应的措施来实现。同时他对封建专制君主的不满更是一种带有民族矛盾的观点。但即便有种种不足，黄宗羲作为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先驱，为三百年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提前做了指导，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⑤]。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页 [②] 杨洋：《自然灾害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1卷第5期 [③]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 赵连稳：《论黄宗羲反清思想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月 [⑤]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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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成为古代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今后的发展道路
本文极为硬核，为M_E在上海科技大学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上的期末论文 一、综述 儒学，一说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刘歆的《七略》中认为“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①]。儒学最初是一种附属于政治体系的文化现象。具体儒学的起源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圣人孔子之前，儒学就已经存在。[②]而孔子之所以称当时是“礼崩乐坏”（《论语·阳货》），乃是在此之前有礼、有乐。由此可见，儒学具有相当长时间的积淀和现实基础。由当时长期的社会实际和文化环境而发展出的礼法制度、乃至儒学，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儒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是有发展、有继承的，这维持了儒学的生命力。同时，儒学的占据主体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学也受到过多次挑战。度过儒学的艰难时期，依靠的是古代中国地位较低的士大夫阶层，以及近现代由士大夫阶层演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努力。 二、先秦儒学的兴起、发展、演化 孔子以他自己对西周早期的礼法制度的理解，构建出原始儒学的价值观。而原始儒学其本身就是一种对西周礼法制度的附属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了儒学。而孔、孟、荀三人的儒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目标。而“仁”指的是一种“道”，一种秩序。孔子认为要在天下实现仁道，就需要做到完善自己，遵守礼法，“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墨家学说继承了孔子儒学中“仁”的说法，但与儒学不同，墨家的“仁”指的是“爱”，特别是“兼爱”（《墨子·经上》）。这与儒家的“仁”是不同的。 孟子的学说就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儒学价值观了。孟子直截了当地将“仁”理解为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孟学与孔学之不同在于，孔学强调“仁”和“礼”的一致性，也就是在价值观中强调遵守秩序，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孟学强调“仁”与个体自身的一致性，也就是人生来就有“仁”的追求和品质，所谓“人性本善”，明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③]。但是这种对“仁”的本质的探讨并没有妨碍孔孟二人在德治、仁政的观点上达成共识。 荀子儒学与被后世视为“正统儒学”的孔孟儒学就有非常大的不同。荀子否定了孟子认为的“仁”等美好品质与个体的一致性，直言“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由此推导出与孟子完全不同的理想政治体系，主张礼政，用复杂的制度去约束百姓。[④] 但是相比较于孔子的政治理想，孟荀二人的政治理想就更切实际。其一是因为儒学从孔子创立开始，到孟子、荀子的年代，已逾百年，对儒学的尝试和发展、传承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其次，孟子、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战争日趋白热化，君主所需要的政治学说更加具体化、可执行化。同时期也有很多其他的学说流派，只有可执行、对发动战争更有利的政治学说才能生存下来。作为封建君主的顾问，孟荀二人需要发展出更加贴近实际的观点，否则就会被淘汰。孔子仍然对周天子抱有幻想，认为“周公之世”可以再现；而孟荀二人就是为了“王道征途”而发展学说的。 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了指导思想，影响了后世儒学的发展，使得每个时期的儒学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 三、儒学的维护者 三、（1）东汉以后儒学受到的冲击 儒学能够长期保持和社会实际的贴合度，这与儒学的传承与维护者是分不开的。儒学在汉武帝朝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地位几经挑战。 在东汉、三国以及南北朝之际，道学复兴，不过玄学家往往有很深厚的儒学背景，通常“坐而论道”的人都是士大夫阶层，并且以世家大族居多，受过基本的儒学教育。这些士大夫的清谈荒废了朝政[⑤]，直接导致中央政权在北方民族入侵后的崩溃，大量北方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南迁。这使得儒学在其发源地的中原地区受到沉重打击。 而对儒学打击更甚于道学的，是外来的佛学。佛学劝导人避开现世中的苦，对当时战乱中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同时佛学也积极本土化，与玄学结合，有惠远、道安、支循等人将佛、道互相解释、印证，形成了玄佛合流的风潮[⑥]。佛学的影响甚于毁灭晋的道学，道学只是贵族之间交流的一种话题，而佛学更加深入人民群众。南梁时，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⑦]。梁武帝更是多次出家并还俗，掏空了南梁的国库。皇帝带头做和尚，足见南朝对儒学已经没有相当的重视程度。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儒学发展得反而更快了，特别是向三教融合的方向发展。[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儒学吸收了大量玄学、佛学中的观察方法、思考模式，使得儒学从汉朝的经学转型为更加实用的意识形态。 三、（2）儒学强大的生命力来源 在长期的动乱中，东汉以来把持政治核心的世家大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在隋唐统一中国之后，中央政府急需大量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为了拓展人才来源，以及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出现了科举制度。这使得相对底层的儒生有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由此，社会治理的上层建筑有了稳定的底层社会信息来源，保持了政治机构统治的实时性，同时也保证了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学的生命力。 学习儒学能够获得从政的机会，也就能够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儒学。这也使得儒学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到了北宋，逐渐分为了气、理两派。此时儒学的探究已经从最初的讨论治理国家的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类似于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的经院哲学。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五代十国的战乱再次发生，逐渐形成了“重文抑武”的传统。这导致了文官阶层（儒生中的精英分子）同时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就使得儒学掌控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是先后统治中原地区的金和后来统一中国的蒙元由于缺乏在农耕地区的统治经验，仍然只能依靠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机构，“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⑨]。本质上，儒学仍然统治着中国，并且由于元的庞大，儒学实际上统治了更多的土地。 而明清更是以理学为唯一国家意识形态。全国的读书人都是儒生，儒学统治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思想。这让儒学在古代中国达到巅峰。 三、（3）儒学与历史 自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儒学就一直作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延续到近代。这期间，儒生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在某些时代还包括军事。中国的历史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儒生控制的。儒生对于其他威胁到儒学传承和发展的学说、文化、势力用敌视、贬低的态度去记录和描述，即便儒学本身对之有所吸纳，也可能换一个角度去记述，所谓“春秋笔法”。而对于符合儒家价值观的“明君”，就极力吹捧，也不顾其不足。这本是历史批评，但是却用在了历史记录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在政体上是分封制，但是经济上仍然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了维持战争，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是显而易见的，奴隶的反抗自然也是存在的，《春秋》一书却对奴隶的行为和活动毫无记述。再如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是指摘秦始皇，特别是“焚书坑儒”，却少有肯定秦始皇统一天下功绩的，而儒家又是肯定大一统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种对历史记录的绝对掌控，使得儒学的正统性一直得到加强，直到近代。 四、儒学接下来往何处去 儒学从隋唐统一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直到明清达到巅峰。这期间的儒学逐渐分层。一种是浮在顶层儒生中间的形而上的儒学，例如理气之辩、发明本心；另一种是底层的儒学，这些儒生致力与将儒学思想和传统在现实中进行实践，是直接接触社会现实的一层人。这两群儒生对应了高高在上的儒生贵族和低等级士人。低等级的士人渴望成为新贵族，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按照儒生贵族们制定的科举制度、学习高等级儒生的儒学，从而一跃进入统治阶层。中央政府由此控制了儒生的思想，也就控制了天下的思想。但是形而上的哲学讨论并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的路径，空有世界观而无方法论。能够发现问题的人，恰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恰恰是不知道问题的人。 这种僵化的体制和学术最终导致中华帝国的不可逆转的衰落。到了近现代，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进行了无差别的打击，大量的陈腐的儒学传统迅速被文化界抛弃，只有保守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仍然要以“新儒学”来保留儒学的传统。而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变革中的中国和国际形势缺乏反应力，自然也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种变革对儒学来说是毁灭性的：短短的几十年，儒学就从一个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人人欲弃的糟粕。 那么，儒学该何去何从？这里有三种出路：一种，儒学就此消亡；另一种，儒学抽离出形而上的部分，变成一种中国本土的哲学流派；还有就是继续与外来新文化融合，继续改良，使之贴合社会现实。第一种没有讨论的必要，同时也不太可能真的出现。第二种如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的确保存了儒学，但是缺少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难以与实践结合，在之后更可能慢慢消亡。第三种，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儒学，或者说是“科学儒学”，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借鉴儒家已有的理论，吸收儒家长期以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用社会主义对儒家进行改良。 [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2页。 [②] 王鸿生：《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04期。 [③] 魏义霞：《仁——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02期。 [④] 魏义霞：《康有为关于孟子与荀子思想的比较及其意义》，《理论探索》2015 年第1 期。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9页。 [⑥]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27-29页。 [⑦] 《南史》卷七十《循吏列传》，光绪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石印本，50页。 [⑧]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48-50页。 [⑨] 《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钦定四库全书》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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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三部很正确的片子
本文不会使用<anmu>标签。并将尽力避免van笑话出现。 WWI，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数高达数千万。双方也付出了千余万人的伤亡。战场持续了4年多。 中国的解放战争，国外多称第二次国共内战，参加人数前后约千万余。但是要是算上后勤（CCP一方的后勤很大程度上依靠老百姓推小车），我认为不比WWI小。WWI的欧洲战场，主战场，与中国战场也体量相当。 这场战争从1945年开始，中国大陆战场到49年基本结束。严格意义上说，台海战场仍是交战状态。 所以说，如果不是这是一场国家内部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意义，完全是WWIII的级别。 或者说，在这场战争之后，人类还没有这种规模以上的战争。 【大决战：辽沈战役】优势火力学说与机动作战学说的充分运用 七星神将，101，永远健康，林彪元帅，黄埔四期，无指挥上限，冬季作战+15%，城市作战+15%，堑壕上限+15%，计划速度+15%，计划上限+15%，移动速度+15%，装甲部队+15%，侦查+15%，部队经验获得+5%。 反正就是p社玩家能想到的将领buff都能往上面堆。 他出关时，只有11万人，还是临时抽调拼凑的。 他入关时，有80万狗皮帽子，开着坦克，拖着155和105，带着弹幕来的。 辽沈战役开始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东北野战军共有约70万人。而国民党方面是各种美械、摩托化部队，更重要的是基本都是中央军校长嫡系，约55万人。 看上去兵力是CCP方占优。但是注意啊，KMT方面武器装备总体上还是占优势。p社玩家都知道，虽然你SOV人多，但是我GER只要装备好、补给稳，也是可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运用机动作战的策略歼灭SOV的。 但是，在CCP中央决心打辽沈战役的时候，情况是，KMT五十余万人困守在长春、沈阳、大连、锦州等城市。兵力，相反，已经被CCP方面分割包围了。 KMT利用武器补给和武器的优势，可以实现通过打通交通线、退守关内的战略。CCP方面如果不计战损，也可以达到将困兽全部消灭的目标。当然这是p社玩家蒋校长的看法。所以，蒋校长一通微操，要东北“剿总”的卫立煌把东北的KMT王牌部队撤回关内。 当时的情况是，将部队撤回有两条路：走陆路经过锦州到葫芦岛海运或者直接山海关入关（大连旅顺在毛子手里）。 焦点在于，走不走锦州。 那么，打锦州成熟了吗？ 不成熟！但是也要打！ 这就是著名的抓主要矛盾论断。同时指出了，主要矛盾不能搁置。 打完锦州，出门想玩机动作战的廖耀湘兵团也就是傻了，像头二哈，在沈阳、锦州之间乱窜。 塔山守住了，那就是关门打狗，你二哈活力再高也是条狗。 辽沈战役的战斗非常惨烈，特别是塔山阻击战，到后来KMT连重庆都用上了，但是还是打不动塔山。双方都是精锐部队的血拼，最后就看谁更能忍受塔山血流浮杵的惨状了。军民鱼水情的情节就是讲述战斗惨烈的。不知道是不是史实，有老人拿自己的棺材出来帮助修建塔山工事。当然这句话是史实： 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这句话完全可以放在钢4启动画面下面的名言池，可惜解放战争不算是WWII了，这句话用不起来了。 在进攻锦州的战役里，东野的火力优势非常大。想象一下，上千门口径超过120mm的重炮一起开火锤一个小城市锤了几个小时，再是万岁冲锋，当时除了CCP的部队还有什么军队能挡住呢？ 打完锦州，实际上KMT在东北就只能等死了。 大场面拍得很好，这么些年过去，再也没有上千人同时在一个镜头里出现了（有也是cg），再也没有一个有那么多人又那么长的镜头了。片中的战士基本都是真正的现役解放军战士扮演的（所以就算是国民党的兵油子走的都非常规矩），这一点可以看看片尾字幕里的协作单位。 那么辽沈战役国家为什么输了呢？指挥不动！卫立煌指挥不动，杜聿明也指挥不动，就算是蒋介石亲临沈阳，也只是做做样子，等老头子走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大决战：平津战役】撕裂敌人，消灭敌人 平津的战争镜头就少了，因为这是关乎中国首都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只有天津是解放军攻克的，而北平（后来的北京）是当时华北“剿总”的傅作义起（tou）义（xiang）的。和平解放北平也让傅作义将军后来将功折罪，去做他的水利部长了（水利修得比仗打得还好）。 这里稍微提一下，抗日战争中，傅作义将军受阎锡山指挥，属于晋绥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联合一些其他将领发表抗日宣言，并且在绥远（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多次击退日军及其仆从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参与了先后参加了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是一位长于防守的将领。后来他受到八路军的影响，在自己的部队中仿照八路军进行政治化改造，战绩斐然。他的女儿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地下党…… 也就是说其实总管华北“剿总”的傅作义是一个和CCP渊源颇深的国军将领…… 辽沈战役前期，他曾考虑按照中央的指示，北上驰援东北国军——毕竟军阀没那么傻，鬼才去。 在平津战役发动的时候，实际上辽沈还没打完。此时CCP在平津周围只有华北军区的部队，是相当少的，装备也相当差。傅作义就将自己的部队分散在各个要冲，认为一旦有事，可以用自己手中的机动部队支援。同时保证北平到天津之间的运输，使得东可上船南逃，西可进入绥远山区。 蒋介石：共军打完了东北，必然要修整，我看平津还有3个月安宁，快叫傅作义用美国军舰把兵给我运回来。 傅作义：共军打完了东北，必然要修整，我看平津还有3个月安宁，老头子要我南下，这是要缴我枪，我不能走。 （一个月后）林彪：嗝~我吃好了。 东北野战军入关是从北边来，因此CCP选择在北平到张家口的山区之间与傅作义玩，采用最经典的围点打援战术进攻张家口，意图消灭傅作义手中的机动兵力。傅作义派出最精锐的35军，一看张家口没救了，还是回北平吧，然后在新保安凉了。 傅作义吓坏了：我的妈这帮泥腿子怎么这么厉害。 当然了，隆冬脱裤子跳进冰河渡河抢占伏击地点的部队你怎么打。 之后解放军乘势穿插进入北平和天津周围，使得两座城市被分割开来。 然后就是攻克天津，傅作义（在女儿和北平学联的帮助下）望风而降。 为什么平津的战斗镜头少？一方面，这场战役的战斗本来就少，另一方面，这一部《大决战》中国共内战的结局已经渐渐明晰，不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了，胜负的天平已经向CCP一方微微倾斜。虽然一开始华北的解放军是劣势，但是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急行军秘密入关，改变了平津地区的战略格局。事实上，此时解放军是势如破竹，滚雪球越滚越大了（感谢凯申物流的快件）。 而且平津战役是整个大决战系列中道具错误最多的……你经常能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抱着81杠或者56冲突突突……我还记得天津金汤桥会师的那个航拍长镜头，有个战士举着81杠发出胜利呼号。 天津还没下来，淮海那里已经打完了。 平津战役事实上是最后一集，因为这里结束之后，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大战了。所谓“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是百万雄师撵着残兵败将跑。接下来，中国要考虑是建立新的政权，开始新的时代。 【大决战：淮海战役】是谁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不过我还是决定把淮海放在最后讲。因为淮海才揭示了共军胜利的真正法宝。哲学上抓主要矛盾，战术上将敌人分割包围，这都是战争的表象，是强大的武器。毛主席早就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淮海战役那就真的太惨了。不仅仅是解放军、国家两方的军队，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他们都参加了这场战争，他们都为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淮河流域的人民群众而言，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让自己的亲人加入解放军？为什么他们心甘情愿把自己的家畜捐献出来运输自己的粮食给解放军？为什么战死的解放军战士有群众给他们裹尸布、收尸？就为了战争结束后能领到一亩三分地？ 另外一边，国军的军官，不把士兵当士兵，不把人民当人民，包围圈里玩女学生。 这边政通人和，协调作战，上下一心，都能完成既定目标。 另外一边，互相推诿，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委座手谕。 讲一个很有趣的片段。片中毛泽东在推演战役的时候，见战役规模如此之大，说： 这是在赌，是在赌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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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座立志传最终回】52军浴血诺曼底 中国终获五常席位
由于文中的人名来自英文著作引用的美军解密文件，所以只能根据音译大概猜中文名字，向阵亡的将士们致敬。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军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代名词。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诺曼底战场上，一支国军部队用鲜血告诉了世界，什么是国军的血性。在二战之后成立的联合国当中，中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五常席位，从而获得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世人都以为这个席位只不过是罗斯福等巨头们的施舍，殊不知，它却是由几万国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在美国最近解密的二战档案中，这段历史真相才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时二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在东欧，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已经转入战略反攻，纳粹德国节节败退。在西欧，经过不列颠空战失败的德国空军早已无力控制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同时，面对胜利的曙光，罗斯福初步提出了联合国的构想，提议由英美苏法中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国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极其糟糕，让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简直是在“开玩笑”。罗斯福很明白的告诉丘吉尔，让中国加入安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战后钳制苏联。丘吉尔的回答是“让中国人钳制苏联？你认为中国人的战斗力比意大利更强吗？”罗斯福没有为丘吉尔的无知而生气，反而是列举了国军在淞沪战役，台儿庄中的优秀表现，试图让这位不了解中国战场的朋友改变主意。但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大英帝国所积累的对中国的蔑视感不是几句话能消除的。为此，罗斯福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出在第二年进行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战斗中，让中国军队参与进来，如果证明“其战斗力符合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标准”，那么丘吉尔就不得反对中国进入安理会。对这样的折衷方案，罗斯福也表示的赞成。 在与丘吉尔达成协议之后，罗斯福将此消息知会了正在美国进行夫人外交的宋美龄。虽然对丘吉尔的无理感到很生气，但是这位有着强烈政治直觉的女人知道，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机会，一旦进入安理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将确定。于是宋美龄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其告诉了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正为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心烦不已，但是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难得的从躲了两年的掩体当中走了出来。虽然正面战场上日本给国军的压力依然很大，但是蒋介石还是决定抽调驻守云南的五十二军，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役做准备，并且指示宋美龄为这支部队争取到足够的装备。在宋美龄的斡旋下，罗斯福对蒋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在运力吃紧的情况下，将五十二军运往夏威夷，由陆战一师对其进行训练，同时按照重装部队的指标，为其配备坦克大炮等装备。在半年的时间里，五十二军的将士们在陆战一师严苛的教鞭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训练。首先一关便是体能训练，要求所有人的万米成绩必须达到十八分钟，否则就要淘汰回国。面对陆战一师“东亚病夫”的嘲笑，五十二军的将士们夜以继日的训练。并且在随后的两军运动会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陆战一师。除此之外，战术，武器的操练都堪称魔鬼般，但是将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一九四四年初举行的一次演习当中，五十二军用了一个小时，就攻克了陆战一师把守的滩头。从此之后，陆战一师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军的将士，甚至瓦胡岛上的姑娘们，见到了五十二军的将士们，也会送来飞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国小伙面红耳赤。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护士们举行了最后一场party之后，将士们准备出发了。这一夜，军长Shir Wong中将特意为士兵们放了一个晚上的假，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手下这些可爱的士兵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些美丽的护士身边。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雾笼罩着诺曼底的海滩，五十二军将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打响对德国作战的第一枪。其中第二师在Wat-Long Lim的带领下，负责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师在师长Yuep Shir带领下，负责中路的攻坚，而195师的师长Lim Young则负责带领本部对右侧进行佯攻。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是美国的王牌部队，也是他们的老师——陆战一师。在炮击和轰炸之后，惨烈的登陆战开始了。 第一个登上滩头的士兵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只知道他有个很淳朴的外号“刘大棒槌”（Wooden Club,Liu)，这应该是一个山东汉子。在他踏上滩头的一瞬间，就被德军的二十四磅榴弹炮炸飞，如今，世界忘记了他，中国也忘记了他，只是在尘封的文字里，还有着零星的记载。负责中路的二十五师在德国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前面的一个碉堡吐出邪恶的火舌，吞噬着士兵的生命，师长石越见此，心急如焚。此时副师长Chung-Go Sun主动要求组织一个十人的小队，进行攻坚。在火力的掩护下，chung－go sun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碉堡之下，一跃而起，托起炸药包，高呼“为了中华民国，前进”。一声爆炸声过后，横在二十五师前面的拦路虎终于被拔掉，二十五师顺利占领了滩头，并且建立起临时阵地。左侧突破的第二师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价之后也占领了滩头，师长Wat-Long Lim阵亡，由副师长Buk-Yee, Shar代理师长之职。 相比之下，负责佯攻的195师很轻松的就拿下了阵地。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三百万盟军从五十二军守护的阵地当中登陆，源源不断的向前攻击，像一把利刃，插入纳粹德国的心脏。原本这支部队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将要和盟军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于豫湘桂会战的爆发，国内战事紧张，他们被紧急抽调回国，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遗憾。 在得知五十二军辉煌的战绩之后，丘吉尔终于不再反对中国成为五常之一，于是在接下来的雅尔塔会议当中，确定了中国在联合国当中的地位。抗战胜利之后，五十二军被调入东北，阻击第四野战军野。讽刺的是那位在诺曼底登陆战中阵亡的Wat-Long Lim师长，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残至于此，杜鲁门也觉得很愤怒，随着国军内战失败，杜鲁门对蒋介石极度不满，于是将怒火发到五十二军头上，命令销毁所有与五十二军有关的公开资料，将五十二军的功劳记在美国陆战一师的头上，因为他认为“这支军队已经丧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拥有诺曼底战役的荣耀”。在美国的淫威下，西方国家也不再宣传五十二军的光辉战绩，败退台湾的蒋介石自顾不暇，而占领大陆的共产党也不会允许对敌人的宣传。在官方的记载中，只有“五十二军在长沙会战之后，驻防云南，负责后方的安全”。 瓦胡岛上，有一群姑娘，在战争结束之后，每天都会来到机场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让她们心动的中国小伙凯旋。一年又一年，姑娘变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来越少，最终一个也没有了。而那场挥洒了中国人鲜血与荣耀的战役也就此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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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19岁
[hermit auto=”0″ loop=”0″ unexpand=”0″ fullheight=”0″]remote#:31[/hermit] 果然还是不能免俗啊，写一下18岁的感悟和19岁的展望吧。 十七岁的时候我是一个反动青年。 十八岁的时候我是一个追求美学的青年。 十九岁我该是什么样的青年呢？ 十七岁那年，学会了一些技术，看到了一些资料，以为自己就牛逼了，什么什么就是垃圾。果然现在看起来还是不知天高地厚。非常感谢当时的历史老师只信和政治老师丽丽。经过我刻苦地学习和研究，简单掌握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果然我该去隔壁学文史的。 十八岁的时候感觉学不来太艰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是美学这种鶸化的哲学比较好研究。看看朱光潜和宗白华的书，觉得自己牛逼了。然后十八岁生日那天给自己搞了一套黑格尔的《美学》。到现在还没看完。是我太菜了。 不过我至少还是明白了，美是一种难以定义的东西。对我而言，美是我眼中的协调，是一种均衡，是孕育着矛盾和爆发的前兆。所以我特别喜欢反差萌和撞色系。 十八年一路走来。感觉我都还没干什么就到这个年纪了。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很多事情都在混。因为实在是不想动脑子。精力跟不上了。 很多东西都想要，但是真的得不到。是个人问题。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自己菜的时候找的借口。 现在有点原教旨主义的感觉。很多事情都想着一定要做到最纯粹、最极端。这个倾向我觉得要遏制一下。太硬核不行。 感觉现在做事情很多时候只计结果不择手段。实用主义可能学太过了。“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这猫也偷鸡吃就不行了。 尽早脱宅脱单吧。想办法戒掉看直播的坏习惯。虽然迟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希望。 量力而行学东西。那些东西都学学好，不管工作科研应该都是用得到的。 要确立自己的信仰。站好队，走好路，做好人。跟紧爱抖露成为对人民群众有用的人。 诸君共勉。 如果你给我买一套《列宁全集》或者《马恩全集》我就立刻嫁给你，《资本论》200周年限定精装就女装任你点（女装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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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前瞻与必然
本文较为硬核，为M_E在学习中通时的作业。原作业为：阅读《韩非子·五蠹》，谈谈韩非子的治世思想。 原作完成于四月初 一、梗概 《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文风犀利，论据充足。从此文中，可以窥见韩非治国理念一二。韩非在文中指出了一个位于战国时期的国家需要提升生产力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并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二、五蠹是什么 所提到的“五蠹”，指的是儒生、外交家（纵横家）、私人刺客、逃避兵役依附权贵者、工商业者。这五种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各有各的优势，也代表了各个领域的守旧势力。儒生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刺客和逃避兵役的人依附于贵族，具有军事和政治力量；工商业者具有经济上的优势。他们是实践韩非政治理想和进行改革的主要阻力。 三、韩非的理念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方向 由春秋诸侯争霸的结果看来，孔子所期望的“道之以德”[①]的仁政、霸主们所鼓吹的“尊王攘夷”[②]理念，最终都流产。这种理想主义的失败，其原因是违反了当时经济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农业落后，社会生产力甚至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日常基本运作，以至于孟子的理想不过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五蠹》中，韩非也提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虽然社会生产力从总体上看是发展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仍然落后，需要发展人口，而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口又不完全是有劳动力的，导致多出产的物资，尤其是粮食，不足以供养多出的人口。 韩非就此提出，只会消耗粮食、却不能增加粮食产出的人，是需要被消灭的蛀虫，也就是所谓的“五蠹”。要想消除这些人的影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根本上改变西周以来的以礼仪、宗族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因此韩非建议：“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摒弃之前文献中所记载的学术而用法令来治国，完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削弱贵族的力量，倡导勇武的价值观。 由此推演韩非的政治主张一旦得到实现，将对一个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妨假设推演的国家为秦。秦国国内的贵族的权力由于官吏制度的完善和细化，进一步削弱；同时以爵位奖励战功，导致贵族数量进一步增加，贵族阶层的实力被分化、稀释。因而君主可以集权，推行新的政策阻力会更小，对军队的控制更完全，对基层的战争动员也更加充分。奖励耕战使得军队作战效率和士气得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得以调动，甚至可以吸引邻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国家有富余的粮食可以维持常备军，也变相地从贵族处收买了刺客游侠，使得秦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因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战争中掠夺的人口和土地又增强的秦的实力。政治上的强权允许君主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如传播“反动价值观”的儒生和工商业者，进行镇压或同化。 可以想见，最终秦能够统一中国，并且成为“千古一帝”。 历史发展的的规律，是高生产力的社会取代低生产力的社会。针对当时战国缺乏中央集权、各自为政和科技停滞，依靠人口和土地生产的状况，只有统一中国才能获得人口、土地。而统一中国，首先非中央集权不可：春秋战国列国彼此连年征战就是最初周王朝分封的恶果。历史已经证明了分封制的局限和落后，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自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韩非在战国末期提出“明主治国”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学说，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四、韩非的理念的得失 韩非师承荀子，荀子的性恶论显然给了韩非很大影响。韩非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并借此对儒家的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由此提出社会需要法治[④]。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的发展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需要的道德或是法律规范也会越来越复杂。例如古罗马的法律就经历了无法律到《十二铜表法》到《公民法》再到《万民法》的进程，法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法律体系。可见韩非提出强调法治的政治主张是进步的。 但是，韩非子的法治，与他所倡导的“势”、“术”又是分不开的，而“势”和“术”又是掌握在君主的手中，来约束、统治臣民的[⑤]。这种“术”和“势”的运用，实质上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君主大权独揽，由此又建立法治，以一种标准法可以约束。韩非寄希望于君主得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是却没有想到君主在拥有无上权力之后可能滥用权力的带来的暴政。 可见，韩非在他的年代，已经是前沿的革命性观点了。但是囿于时代局限性，韩非的主张仍然有很多漏洞，也没有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并且对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韩非的政治主张，指导了中国之后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古代世界有了非常强盛的国力，另一方面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也使得中国在近现代面对西方时屡屡受挫。因此也有人认为，如果韩非当时想到的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又会如何——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了。 [①] 《论语·为政》 [②] 《春秋公羊传》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参见冯国超《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⑤] 参见饭冢由树《<韩非子>中法、术、势三者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