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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该对革命抱有什么想法-列宁《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书笔记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和部分内容，以及作者自身的从两书中得到的感悟和个人体验。 本学期我阅读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10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一、三十九两卷。《国家与革命》成书于1917年中，当时列宁忙于领导革命，未能完成全书。最终十月革命得以成功，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正确理论指导不无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写于1920年初夏，此时已经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与俄国的革命实践不同，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缺少革命理论和经验的指导，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观念，因此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出现了或“右”或“左”的倾向。 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共产党组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他们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评，系统地对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行为进行了驳斥。[①]列宁认为这些人属于“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必要性。[②] 经过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国家与革命》的革命理论是有效的、值得参考的。但《国家与革命》一书由于写得非常宏大而又十分仓促，很多表述不清之处。特别是书中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表述，使得很多具有革命热情的革命者对革命队伍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作为革命者，必须具有“革命的纯洁性”。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左派”认为必须和任何与资产阶级沾边的东西划清界限，如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规则下的政党、资本家工厂内的工会等等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组织。他们把“群众”和“领袖”相对立，事实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指出，这些所谓“左派”对革命领导和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不理解的。正是因为敌人的组织力量强大，我们才需要联合起来，组成布尔什维克来和敌人做斗争。而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必须要采取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可以让组织内的各个成员都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易于同志们明确自己的革命分工和定位，更好地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组织政党乃至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府，都是必要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持续了三天就在普鲁士军队的镇压下失败了；巴黎公社的起义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却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上非常混乱，最后被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④]。日后我们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越南、古巴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都缺少不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缺乏组织的无产阶级正是完全有利资产阶级的。反对无产阶级组成政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恰恰是革命者中软弱、散漫、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⑤] 而拥有了革命的政党，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在无产阶级成功建立、稳固属于自己的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这一政权可以向着自我消亡、不断革命的方向前进。列宁指出，如果有一个“先进国家”[⑥]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就不再是一个“模范国家”[⑦]。这其实暗示了哪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建立，仍然存在“开历史的倒车”、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这个革命的政党必须要坚持自身的立场、革命的目标，这就需要维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⑧]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列宁的这一表述具有非常高的重合度。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当时我们的党又一次面临姓“社”姓“资”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需要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余生也晚，这个问题难探究竟了。列宁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具有觉悟、忠诚，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而三点是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难以做到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不断分化的过程。原来的日本共产党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党员，在党内无法统一思想、无法统一革命目标，到了细节上更是处处是分歧。最后就是导致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连续遭到国内外保守势力打击下，自己又发动大量与人民群众相悖的运动，不断分裂，最后有些分支走向恐怖主义，变成了恐怖分子，有些分支反而变成了保皇党，到“右派”那头去了。 《国家与革命》用非常长的篇幅分析了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围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如《法兰西内战》等，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由于我对这一段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两本关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书不了解，我没有很深入地阅读这一部分。但是我对于《国家与革命》最后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部分深有感触。 我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潘涅库克等人的观点是缺乏了解的，但是以我亲身经历来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下有一种别于列宁描述的“庸俗化”的趋势。这种“庸俗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符号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任何事物有了红色、有了镰刀锤子，或者和前苏联、朝鲜、越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卡斯特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家有了一丁点微弱的关联，这个事物就是“社会主义的”。人们以这种无意义的微弱的联系取乐，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能让他们回忆起祖父辈痛打现在的对手的快意，或是父辈在谈判桌和局部战争战场上大胜现在的对手的光荣。他们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变化没有丝毫清楚的认识和危机感。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发展了近30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前线。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和改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反而具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和日本分割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味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呢？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扩大开放的水平，放开私有企业经营的范围，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呢？ 但是在我阅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我逐渐认为自己在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之后对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产生的怀疑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这种怀疑可能就一种“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完全可以作为《国家与革命》的一个新章节，列宁在文中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的各种政治设施、工具进行斗争有着非常详细的介绍。而我所想的完全不妥协的、急躁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是无法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这种不妥协的路子，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走过一次。列宁是和当时的同盟国谈判才得以返回俄国主持革命的。如果是要“真正的纯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不应该同帝国主义敌人谈判。但是那样列宁和其他的革命者就无法离开瑞士了。恰恰是向敌人暂时妥协，做出了“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⑨]的承诺，这才有了那“震撼世界的十天”。 共产主义者该对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想法？难道说暴力革命就是“革命”，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就不是“革命”了？显然不是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历史已经证明了，过去她是有的），能够坚持最初的目标不动摇。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道路没有问题，才能够向着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指出的共产主义目标走下去。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②] 同上，第7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⑤]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⑥] 此处应为特指西欧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很久的国家，当时相较俄国而言有更深厚的无产阶级土壤。“先进”指的应该是生产力上的先进。 [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⑧] 同上，第5页。 [⑨] 列宁，《我们是怎样回来的》，《列宁全集·二十九卷》，第119-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关于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在马原课上的期末论文。有一点放飞自我。一开始只准备写幼稚病，但是发现不提《国家与革命》其实没法谈幼稚病。该舔的还是得舔。我反对“左派无限可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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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唯物主义地 ” 修正马克思主义 ，是法西斯意识形态起源之一
〔英〕Z.斯泰恩霍尔 英国《当代历史杂志》1987年第3期 梁光严 译 从20世纪初开始，对“唯物主义”的反叛就成了右翼革命派的本质特征。这种反叛表现为同时反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叛的卷加者，既有社会主义左派，也有民族主义右派，他们最终汇合成某种具有澈进民族主义特征的伦理和精神社会主义(ethical and spiritual socialism)潮流。正是”反唯物主义”使互相冲突的左派和右派当中产生的流派和思想一致反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来自不同政治流派的人们，正是以“反唯物主义”的名义谴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老左派和老右派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总的来说，他们都仇恨金钱、投机和资产阶级价值观，都谴责工人阶级被排除在知识文化生活之外的状况。 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索列尔、米歇尔、拉加特和拉布里奥拉为代表的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就已为下述形式的修正主义打下了基础。这种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和机械论方面的内容，’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已经失败，并开始要取代这种决定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一代社会主义者当中的“非传统派”，其中以H.德曼和M.蒂亚为代表，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这种唯心主义的修正主义，已经远不只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从道德上全面改革社会和拯救文明的企图。社会主义被看作是一种建立人类新秩序的思想上的努力，而不只是现代社会中某个被明确定义了的阶级的创造活动。由于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某种独立于工人阶级的东西，从而使脱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并役有实质上的联系。正如并非所有工人运动都是社会主义运动一样，并非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并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永恒的社会主义是存在的。 由于这些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丧失了信心，他们便转向了其他历史力量。其中唯一能够作为道德改造和社会改革的力量就是国家。于是，关于最终推翻现存自由民主秩序并开创历史新纪元的革命因素是国家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越来越流行。在无产阶级没有拯救文明衰败的手段、能力和愿望的情况下，它被下述似乎日益强大的力量取代了：作为一种总体的国家；作为所有社会阶级的联合的代表者的国家。这样，这种修正主义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尽管这些左派修正主义者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抛弃进行革命和改造腐败社会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却从此成了一种道德革命、精神革命、政治革命和国家革命，这是与”唯物主义”直接对立的法西斯革命的典型思想框架。 索列尔、米歌尔、拉加蒔、拉布里奥拉等革命工团主义者企图“通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或者换句话说，通过用人们在经济事实之外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而超越马克思主义”。他们希望通过一种神话，激发人们的“创造意识”。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的思想就是一种神话。其目的是保持一种持盘的紧张、分裂和变化的心态，保持一种隐蔽的战争状态，保持对现存秩序进行经常性的道德斗争。这样，阶级斗争思想不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活力论、直觉主义、悲观主义、行为主义，一种对威力、英雄主义、道德和美好品质的创造者的崇拜。当无产阶级不能起到上述斗争作用时，索列尔等人就用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曼和蒂亚等人，则从一开始就对无产阶级没有多少信心。他们向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科学理性主义”发动进攻，想要超越马克思主义。德曼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经济、政治和策略思想，都是以人们行为首先受经济利益制约这一设想为依据的。这种经济决定主义忽视了人类在把经讲需要变为政治目标过程中发生的心理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大弱点在于仅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而不看作是代表一种价值判断。社会问题主要不是薪金问题、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而是包括许许多多能造成“社会自卑情绪”(social inferiority complex)的因素。因此，德曼提出一种伦理社会主义，它不对社会经济关系作任何变革。他认为，工人运动最主要的动机是出于自尊的本能，任何社会行动的目标祁不是实现社会经济平等，而是要消除无产阶级长期怀有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实现心理上的平等。德曼的这种思想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设想是一致的。一切法西斯运动，首先关心的就是造成心理上的平等状态：统一的服装、游行、旗帜、在党内一视同仁地服从等等。 M_E按： 斯泰恩霍尔通过对修正主义的分析，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在社会组成结构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不同：法西斯主义否定了社会的阶级性质，而借由国家、民族认同来缓解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用一种虚假的平等来掩盖国家、社会的组织者对社会多数成员的剥削；而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创造平等，是通过将生产资料统一分配给劳动者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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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成为古代中国主体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今后的发展道路
本文极为硬核，为M_E在上海科技大学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上的期末论文 一、综述 儒学，一说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刘歆的《七略》中认为“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①]。儒学最初是一种附属于政治体系的文化现象。具体儒学的起源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圣人孔子之前，儒学就已经存在。[②]而孔子之所以称当时是“礼崩乐坏”（《论语·阳货》），乃是在此之前有礼、有乐。由此可见，儒学具有相当长时间的积淀和现实基础。由当时长期的社会实际和文化环境而发展出的礼法制度、乃至儒学，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 而在古代中国长期的历史中，儒学并非一成不变的，是有发展、有继承的，这维持了儒学的生命力。同时，儒学的占据主体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学也受到过多次挑战。度过儒学的艰难时期，依靠的是古代中国地位较低的士大夫阶层，以及近现代由士大夫阶层演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努力。 二、先秦儒学的兴起、发展、演化 孔子以他自己对西周早期的礼法制度的理解，构建出原始儒学的价值观。而原始儒学其本身就是一种对西周礼法制度的附属文化。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了儒学。而孔、孟、荀三人的儒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的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目标。而“仁”指的是一种“道”，一种秩序。孔子认为要在天下实现仁道，就需要做到完善自己，遵守礼法，“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墨家学说继承了孔子儒学中“仁”的说法，但与儒学不同，墨家的“仁”指的是“爱”，特别是“兼爱”（《墨子·经上》）。这与儒家的“仁”是不同的。 孟子的学说就更加现实化、具体化儒学价值观了。孟子直截了当地将“仁”理解为同情心——“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孟学与孔学之不同在于，孔学强调“仁”和“礼”的一致性，也就是在价值观中强调遵守秩序，特别是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而孟学强调“仁”与个体自身的一致性，也就是人生来就有“仁”的追求和品质，所谓“人性本善”，明言“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③]。但是这种对“仁”的本质的探讨并没有妨碍孔孟二人在德治、仁政的观点上达成共识。 荀子儒学与被后世视为“正统儒学”的孔孟儒学就有非常大的不同。荀子否定了孟子认为的“仁”等美好品质与个体的一致性，直言“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由此推导出与孟子完全不同的理想政治体系，主张礼政，用复杂的制度去约束百姓。[④] 但是相比较于孔子的政治理想，孟荀二人的政治理想就更切实际。其一是因为儒学从孔子创立开始，到孟子、荀子的年代，已逾百年，对儒学的尝试和发展、传承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其次，孟子、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战争日趋白热化，君主所需要的政治学说更加具体化、可执行化。同时期也有很多其他的学说流派，只有可执行、对发动战争更有利的政治学说才能生存下来。作为封建君主的顾问，孟荀二人需要发展出更加贴近实际的观点，否则就会被淘汰。孔子仍然对周天子抱有幻想，认为“周公之世”可以再现；而孟荀二人就是为了“王道征途”而发展学说的。 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成为了指导思想，影响了后世儒学的发展，使得每个时期的儒学都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 三、儒学的维护者 三、（1）东汉以后儒学受到的冲击 儒学能够长期保持和社会实际的贴合度，这与儒学的传承与维护者是分不开的。儒学在汉武帝朝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之后，地位几经挑战。 在东汉、三国以及南北朝之际，道学复兴，不过玄学家往往有很深厚的儒学背景，通常“坐而论道”的人都是士大夫阶层，并且以世家大族居多，受过基本的儒学教育。这些士大夫的清谈荒废了朝政[⑤]，直接导致中央政权在北方民族入侵后的崩溃，大量北方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南迁。这使得儒学在其发源地的中原地区受到沉重打击。 而对儒学打击更甚于道学的，是外来的佛学。佛学劝导人避开现世中的苦，对当时战乱中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同时佛学也积极本土化，与玄学结合，有惠远、道安、支循等人将佛、道互相解释、印证，形成了玄佛合流的风潮[⑥]。佛学的影响甚于毁灭晋的道学，道学只是贵族之间交流的一种话题，而佛学更加深入人民群众。南梁时，郭祖深形容：“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⑦]。梁武帝更是多次出家并还俗，掏空了南梁的国库。皇帝带头做和尚，足见南朝对儒学已经没有相当的重视程度。 隋唐时期，中国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种激烈竞争下，儒学发展得反而更快了，特别是向三教融合的方向发展。[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儒学吸收了大量玄学、佛学中的观察方法、思考模式，使得儒学从汉朝的经学转型为更加实用的意识形态。 三、（2）儒学强大的生命力来源 在长期的动乱中，东汉以来把持政治核心的世家大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在隋唐统一中国之后，中央政府急需大量的人才来治理国家。为了拓展人才来源，以及打破世家大族的垄断，出现了科举制度。这使得相对底层的儒生有了参政、议政的渠道。由此，社会治理的上层建筑有了稳定的底层社会信息来源，保持了政治机构统治的实时性，同时也保证了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学的生命力。 学习儒学能够获得从政的机会，也就能够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因而越来越多的人学习儒学。这也使得儒学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到了北宋，逐渐分为了气、理两派。此时儒学的探究已经从最初的讨论治理国家的理论，逐渐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类似于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的经院哲学。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五代十国的战乱再次发生，逐渐形成了“重文抑武”的传统。这导致了文官阶层（儒生中的精英分子）同时控制了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就使得儒学掌控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是先后统治中原地区的金和后来统一中国的蒙元由于缺乏在农耕地区的统治经验，仍然只能依靠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机构，“立十路课税所，设使、副二员，皆以儒者为之”[⑨]。本质上，儒学仍然统治着中国，并且由于元的庞大，儒学实际上统治了更多的土地。 而明清更是以理学为唯一国家意识形态。全国的读书人都是儒生，儒学统治了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思想。这让儒学在古代中国达到巅峰。 三、（3）儒学与历史 自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儒学就一直作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延续到近代。这期间，儒生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在某些时代还包括军事。中国的历史记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儒生控制的。儒生对于其他威胁到儒学传承和发展的学说、文化、势力用敌视、贬低的态度去记录和描述，即便儒学本身对之有所吸纳，也可能换一个角度去记述，所谓“春秋笔法”。而对于符合儒家价值观的“明君”，就极力吹捧，也不顾其不足。这本是历史批评，但是却用在了历史记录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虽然在政体上是分封制，但是经济上仍然是一个奴隶社会。为了维持战争，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是显而易见的，奴隶的反抗自然也是存在的，《春秋》一书却对奴隶的行为和活动毫无记述。再如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多是指摘秦始皇，特别是“焚书坑儒”，却少有肯定秦始皇统一天下功绩的，而儒家又是肯定大一统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种对历史记录的绝对掌控，使得儒学的正统性一直得到加强，直到近代。 四、儒学接下来往何处去 儒学从隋唐统一之后总体上呈上升趋势，直到明清达到巅峰。这期间的儒学逐渐分层。一种是浮在顶层儒生中间的形而上的儒学，例如理气之辩、发明本心；另一种是底层的儒学，这些儒生致力与将儒学思想和传统在现实中进行实践，是直接接触社会现实的一层人。这两群儒生对应了高高在上的儒生贵族和低等级士人。低等级的士人渴望成为新贵族，最有效的路径就是按照儒生贵族们制定的科举制度、学习高等级儒生的儒学，从而一跃进入统治阶层。中央政府由此控制了儒生的思想，也就控制了天下的思想。但是形而上的哲学讨论并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的路径，空有世界观而无方法论。能够发现问题的人，恰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恰恰是不知道问题的人。 这种僵化的体制和学术最终导致中华帝国的不可逆转的衰落。到了近现代，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中进行了无差别的打击，大量的陈腐的儒学传统迅速被文化界抛弃，只有保守的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仍然要以“新儒学”来保留儒学的传统。而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变革中的中国和国际形势缺乏反应力，自然也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种变革对儒学来说是毁灭性的：短短的几十年，儒学就从一个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人人欲弃的糟粕。 那么，儒学该何去何从？这里有三种出路：一种，儒学就此消亡；另一种，儒学抽离出形而上的部分，变成一种中国本土的哲学流派；还有就是继续与外来新文化融合，继续改良，使之贴合社会现实。第一种没有讨论的必要，同时也不太可能真的出现。第二种如熊十力等人的努力，的确保存了儒学，但是缺少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难以与实践结合，在之后更可能慢慢消亡。第三种，最大的可能是出现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儒学，或者说是“科学儒学”，将中国传统的儒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在政治、文化、教育方面借鉴儒家已有的理论，吸收儒家长期以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用社会主义对儒家进行改良。 [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22页。 [②] 王鸿生：《儒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和五种文化作用》，《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04期。 [③] 魏义霞：《仁——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02期。 [④] 魏义霞：《康有为关于孟子与荀子思想的比较及其意义》，《理论探索》2015 年第1 期。 [⑤]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9页。 [⑥]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27-29页。 [⑦] 《南史》卷七十《循吏列传》，光绪癸卯冬十月五洲同文局石印本，50页。 [⑧] 蔺熙民：《隋唐时期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48-50页。 [⑨] 《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钦定四库全书》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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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眼观世界
我以我眼观世界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序》有感 我读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谢德风译的版本。 这不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连作者修昔底德自己都说自己的书读起来会没什么趣味，毕竟他不会把虚构的故事写进书里。虽然情节跌宕起伏，雅典赢了又败，败了又赢，最终又走向失败，但是这种国运的起伏变化所引起的一个雅典人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变化，修昔底德很好的压制住了，语言依旧平实、波澜不惊。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不这么讲。以我看的这个版本而言，译者在序言里很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修昔底德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并不能完整地认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给修昔底德扣上一个“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帽子。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修昔底德的写作手法、选材标准的的确确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奠基。他尝试着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虽然“囿于他的阶级”，他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出当时最为尖锐的矛盾：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他的历史却仍然是为王侯将相所著，更详细的是民主党人和贵族党人之间、雅典和盟国之间的矛盾等等。 我们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伽利略和牛顿会用电脑吗？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修昔底德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吗？ 恰恰是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建立近代物理学体系慢慢发展出了电子工业，我们才有了电脑；恰恰是修昔底德之后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渐渐地分析和研究，再有马克思将阶级性和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结合，我们才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恰恰是这些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因果关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分析历史、评判历史的时候，究竟要怎么去看历史。历史不是“我以我手写我口”，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件，是“何人何时做何事”。而分析历史是“何人何时做何事有何影响”。这里的“有何影响”就涉及到了分析者自身的想法，所谓“我以我眼看世界”。至于评判历史就牵扯到更多评论者自己的立场、想法，乃是“我以世界抒我思”。希多罗德完全是一个复读机，听到的任何故事都毫无批判地记录下来；修昔底德自己想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只取可信的故事，所谓“志”；而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更像一个评判者，他们对于历史或者隐隐约约有牵扯到具体历史背景的故事（比如《红楼梦》）就非常亢奋，想要充分表达自己对旧有的落后的不合理的行为、制度、思想的抗议，所谓“史”。 但历史是不应该有什么“春秋笔法”的，需要“春秋笔法”的是历史评论和教科书。 不过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没有什么绝对的阶级中立。也就是说，只要修昔底德一刻是奴隶主、是雅典人，他的历史著作就有偏颇，他的分析就站了队。更神奇的是，当有人不以修昔底德所述的历史故事和观点为分析对象、而是以他的文风和选材标准为分析对象时，这些分析者也要被扣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 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能把古典时期的历史作品放在正确的位置。可是说这句“非常客观”的话的人又是谁呢？还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 做一个分析，讲求证据，讲求逻辑。当我们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去评判一个事件，也应该先寻找可信的证据，用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每个人在“我以我眼看世界”时能先了解一下历史学家，或者说有考据癖的人，对于一个事件的看法是怎么来的，而不是简单地“扣帽子”或者干脆人云亦云，这个世界能减少很多谣言和混乱。 这篇文章是M_E在上海科技大学学习“写作原理与实践”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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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古典
嘛这本书读了也有些时日了。是今年4月选考前看的。买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当然是修昔底德写的。 虽然说修昔底德想要站在客观的、超脱的视角看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个雅典人，是个奴隶主。照我国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看，修昔底德虽然伟大，但还有很多不足。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主义和观点，毕竟你不能指望黑暗时代的人同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有人可以接受并认同中世纪的死板观点乃至宗教迫害。 我其实最终没有看完这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结局的。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注释和修昔底德颠来倒去的叙述顺序让我越发地怀疑雅典要战败——事实果真如此。当我看到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的时候，我结束了我的阅读。我已经知道结局了。 真的很伤心。我对雅典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和高中历史教科书。从心底里我是支持雅典的，虽然这种制度有它根本上的缺憾：不够广泛。但我就是喜欢。那是一种精英对底层的专政。精英不用考虑自己的生活来源，只用在政治、文学、科学上努力突破。当然这是很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要我说，这其实是时代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一代代相传，变成了反动的、不合理的。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精英（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斗，为了更大的政治利益，但却不可避免地需要奴隶的生产支撑。比如修昔底德就提到，希洛人的逃亡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慌，正是因为后者的所有生产都依赖于前者的劳动。再有就是奴隶主和奴隶主之间的战斗，只是他们限于对自己这个阶级所有的资源的争夺。一旦奴隶造反，那敌对的奴隶主就会联合镇压。 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是会在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让步的。 喜欢雅典还是因为这种所有精英的话语权（讲道理）都是一样的。大家对问题可以礼貌地争辩。而非斯巴达那种家族搞搞统治。所以我还是讨厌罗马那群人，把好好的罗马搞成什么样。 还有是因为雅典海军强。 那个时代的政治、外交，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拿钱、国家安全保障拉盟友。因为争地盘和地位打仗。有不同的也就是作战方式和战术。战略都是一样的。因为武器变了而人没变。 比较神奇的是古希腊人的城市攻防技术。说起来那是有铁器都应该是大佬了。那会儿是多会儿？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国也就刚有了铁器。希腊人是直接铁板上去。讲起来都是石头筑墙、铁皮外包。你这怎么生产得出来！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和资源！希腊奴隶搞得？攻城那就更厉害了，铁皮石墙都给你拆掉。虽然修昔底德强调真实，我还是觉得这不对。包括有关黄金的数量。希腊这么能产黄金？我知道色雷斯资源是不少，但也不至于挖出好几吨黄金堆在雅典卫城吧。 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在。他的前辈希多罗德不就曾说北非沙漠里有人那么大的蚂蚁吗？ 质疑归质疑。但是这本书很难看下去是真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文字朴实，叙事的时候修饰很少，所以看起来比较吃力。不会有什么： 伯利克里饱含热泪，哽咽着说：“大家等下，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雅典人没有听到。 他又大声说，带着哭腔…… （以下《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 也不会有： 德摩斯梯尼站在舰艏，拔出雅典公民们赐给他的宝剑。这把剑上纹饰着很多增强力量的咒文，是在雅典娜的神庙里祝福过的。他借着宙斯的女儿雅典娜赐予他的力量，迎着风大喊：“雅典的公民们！……” 这不是他的风格。加上这个版本的翻译用智障一般的谷歌翻译风翻译了英语版，动不动来个“真的，谓语+其他部分”，或者“句子，那么，句子”。显得更加质朴和难读。可以仿写一句给你体会一下： 真的，知道了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的翻译风格是这样的，那么，就不要再买《高卢战记》了。 而且修昔底德智障一样的排序，你时常要在好些年份里来回跳转，有种秘技·左右反复横跳的感觉。 批评家认为修昔底德好在真实客观，只有他亲身测量过、经历过、求证过的内容他才会写出来，比起很多后世的歪曲事实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好得多；不好在囿于奴隶主阶级，没有全面地看世界，比如奴隶如何、当时的艺术文化如何，统统没有写，而希多罗德就会耳闻则记，所以他的《历史》一书就很详细。 针对这两个观点，我都只赞同一部分。首先，历史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但是历史资料的获取是难以鉴别的。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歪曲事实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没有拿到正确的真实的资料。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揭露，恐怕斯大林仍然是受人爱戴的领袖，历史书里也不会对他有那样负面的评价。第二点，这是一本战争史。《历史》严格意义上说，讲的是希波战争时期的历史，因此方方面面都会讲到。而修昔底德很明确，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讲这场战争的，只讲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事情，因此有关文化艺术方面他就只提到了几出有关战争起因的戏剧。这种写作方针虽然可能忽略了一些历史，但是更能突出所要讲述的历史，是合理的。 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就烂了。古典的接力棒要由罗马接下去了。但是罗马又有什么建树呢？我觉得吧，古典时代在雅典投降城破的那一块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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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潮水中
读《日瓦戈医生》有感 涨潮退潮的时候，没有系好船缆的船有浪迹天涯的机会，一声不吭的礁石不会因这轻轻的抚摸移动分毫。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交界处的俄国之复杂，到现在很多学完高中历史的人甚至都很难记忆和理解。《日瓦戈医生》从一个人的角度看到了这个时期各式各样的冲刷。只是看书，我就体会到了一种动荡中的惊慌与无奈。潮水携着波浪一次次地来，人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旋转。 主角日瓦戈医生一直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正直，他拒绝改变自己的内心。不管是在二月革命后各种士兵的暴动还是十月革命后剿叛，他坚持不加害他的俄罗斯同胞。即使日瓦戈因为阵营的对立不得不端起枪射击身在白军的青年，他也尽力地放空枪。不巧射中了敌人，他也为了保住敌人的命，给他换上了自己阵营的军装，把在营地治好了的敌人放回去，即使这个青年回去后仍会坚持与他们对立。这是一种年长者对后生者自然的爱怜，是人的良知，是他在各种运动中不曾放弃的正直为他保留的。要说他唯一做过的坏事——在我心中他唯一值得定罪的事情——是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为了全家人不被冻死，偷走了公家用来生火的木料。可他是怎么把偷来的木料运回家的？是在寒冷的冬日，裹着单薄的布料，人几近昏迷的情况下，紧紧地护送着木料回到家的。他可以在艰难的时刻不对毫无反抗之力的路人起歹念，而是将深受重伤的路人送去医院——后来这位身居高位的人也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接济过日瓦戈，可是并不能改变日瓦戈对政治的半点看法。日瓦戈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在政府中如鱼得水，但这位倔强的医生从来没有向这个亲人求助过。 无疑，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悲剧角色。幼年失去双亲，在各种各样的主义的喧闹中长大，在翻来覆去的运动的搅拌中成人。选择太多，人就会迷茫。而迷茫、晕头转向恰恰是一个人在各种运动中最不该有的姿态。世界观、人生观自成一体，日瓦戈因而既对革命持保留态度，也对不革命持批判态度。他是那种麻木、迟钝、常见的人。朋友、亲人、生活，因为他的迟缓一点一点地失去：有变成了上司压迫他的朋友，有饮弹自尽的朋友；有被朋友欺骗自杀的亲人，有流放海外的亲人。茕茕独立，形影相吊，孓然地生活，无助地死去。这就是一个曾经医术高明，曾经人格高尚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终点。 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写出了一个日瓦戈，一个就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可以说日瓦戈就是俄国各种革命的交界处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潮水中惊慌失措，在浪涛中七上八下。聚了散，散了聚，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相逢的时候想举杯对酌，离别的时候想抱头痛哭。在潮水中，他们大多像礁石一样，难以移动。因此大多境遇悲惨。有的人不曾改变，消失了；有的人急于改变，也消失了。日瓦戈选择了变成一个普通人，因为他失去了亲人、朋友、最后可以挽留他的稻草。这样一个人的变化，让我想起了老北京的人力车夫祥子，也让我想到了浙江乡村里的阿Q。他们都是那种在社会的恶意中隐忍退缩的一类人。 涨潮退潮是一种自然的现象，社会的恶意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在潮水中，是像浮舟一样凌驾波涛之上，之后不知所踪，还是像礁石一样被水淹没，却不动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