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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者该对革命抱有什么想法-列宁《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读书笔记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部作品创作的背景和部分内容，以及作者自身的从两书中得到的感悟和个人体验。 本学期我阅读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10月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一、三十九两卷。《国家与革命》成书于1917年中，当时列宁忙于领导革命，未能完成全书。最终十月革命得以成功，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正确理论指导不无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写于1920年初夏，此时已经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以后，国际共产主义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是与俄国的革命实践不同，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缺少革命理论和经验的指导，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观念，因此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出现了或“右”或“左”的倾向。 对于那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共产党组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他们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和批评，系统地对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行为进行了驳斥。[①]列宁认为这些人属于“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必要性。[②] 经过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国家与革命》的革命理论是有效的、值得参考的。但《国家与革命》一书由于写得非常宏大而又十分仓促，很多表述不清之处。特别是书中对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表述，使得很多具有革命热情的革命者对革命队伍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作为革命者，必须具有“革命的纯洁性”。对于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左派”认为必须和任何与资产阶级沾边的东西划清界限，如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规则下的政党、资本家工厂内的工会等等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组织。他们把“群众”和“领袖”相对立，事实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③]。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指出，这些所谓“左派”对革命领导和进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不理解的。正是因为敌人的组织力量强大，我们才需要联合起来，组成布尔什维克来和敌人做斗争。而为了保证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必须要采取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民主集中制可以让组织内的各个成员都充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易于同志们明确自己的革命分工和定位，更好地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另一方面，组织政党乃至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府，都是必要的。德意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持续了三天就在普鲁士军队的镇压下失败了；巴黎公社的起义试图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却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上非常混乱，最后被法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④]。日后我们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越南、古巴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其中都缺少不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缺乏组织的无产阶级正是完全有利资产阶级的。反对无产阶级组成政党，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恰恰是革命者中软弱、散漫、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⑤] 而拥有了革命的政党，并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在无产阶级成功建立、稳固属于自己的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这一政权可以向着自我消亡、不断革命的方向前进。列宁指出，如果有一个“先进国家”[⑥]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就不再是一个“模范国家”[⑦]。这其实暗示了哪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建立，仍然存在“开历史的倒车”、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这个革命的政党必须要坚持自身的立场、革命的目标，这就需要维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三个问题：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⑧]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列宁的这一表述具有非常高的重合度。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当时我们的党又一次面临姓“社”姓“资”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需要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余生也晚，这个问题难探究竟了。列宁要求无产阶级的政党具有觉悟、忠诚，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一直坚持正确的方向；而三点是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组织难以做到的。日本共产党在战后不断分化的过程。原来的日本共产党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党员，在党内无法统一思想、无法统一革命目标，到了细节上更是处处是分歧。最后就是导致了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连续遭到国内外保守势力打击下，自己又发动大量与人民群众相悖的运动，不断分裂，最后有些分支走向恐怖主义，变成了恐怖分子，有些分支反而变成了保皇党，到“右派”那头去了。 《国家与革命》用非常长的篇幅分析了巴黎公社起义失败的原因，也围绕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著作，如《法兰西内战》等，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由于我对这一段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尤其是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两本关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书不了解，我没有很深入地阅读这一部分。但是我对于《国家与革命》最后一部分关于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部分深有感触。 我对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潘涅库克等人的观点是缺乏了解的，但是以我亲身经历来讲，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下有一种别于列宁描述的“庸俗化”的趋势。这种“庸俗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符号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任何事物有了红色、有了镰刀锤子，或者和前苏联、朝鲜、越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卡斯特罗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家有了一丁点微弱的关联，这个事物就是“社会主义的”。人们以这种无意义的微弱的联系取乐，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能让他们回忆起祖父辈痛打现在的对手的快意，或是父辈在谈判桌和局部战争战场上大胜现在的对手的光荣。他们沉浸在过去的荣光中，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变化没有丝毫清楚的认识和危机感。毛泽东说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发展了近30年的情况下，中国已经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抗的前线。令人奇怪的是，中国的一些政策和改革，例如混合所有制改革，反而具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和日本分割私有化国有资产的味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遭到资本主义的侵蚀呢？或者说，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扩大开放的水平，放开私有企业经营的范围，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呢？ 但是在我阅读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之后，我逐渐认为自己在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之后对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产生的怀疑可能是错误的。我的这种怀疑可能就一种“幼稚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完全可以作为《国家与革命》的一个新章节，列宁在文中对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的各种政治设施、工具进行斗争有着非常详细的介绍。而我所想的完全不妥协的、急躁的“社会主义”，很可能是无法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这种不妥协的路子，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走过一次。列宁是和当时的同盟国谈判才得以返回俄国主持革命的。如果是要“真正的纯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就不应该同帝国主义敌人谈判。但是那样列宁和其他的革命者就无法离开瑞士了。恰恰是向敌人暂时妥协，做出了“被拘留的德国人交换俄国政治流亡者”[⑨]的承诺，这才有了那“震撼世界的十天”。 共产主义者该对革命抱有什么样的想法？难道说暴力革命就是“革命”，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就不是“革命”了？显然不是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历史已经证明了，过去她是有的），能够坚持最初的目标不动摇。只有相信我们自己的道路没有问题，才能够向着马克思和列宁已经指出的共产主义目标走下去。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②] 同上，第7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⑤]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⑥] 此处应为特指西欧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很久的国家，当时相较俄国而言有更深厚的无产阶级土壤。“先进”指的应该是生产力上的先进。 [⑦]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三十九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⑧] 同上，第5页。 [⑨] 列宁，《我们是怎样回来的》，《列宁全集·二十九卷》，第119-1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 关于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在马原课上的期末论文。有一点放飞自我。一开始只准备写幼稚病，但是发现不提《国家与革命》其实没法谈幼稚病。该舔的还是得舔。我反对“左派无限可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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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夷待访录·原君》看黄宗羲君主论的先进性和局限性
硬核警告。本文为M_E在中华文明通论课程中一篇作业。补发 一、《原君》对君主本质的探究 儒家思想中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指出了和谐社会各个阶级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直接导致了后世在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加上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强化了君主的地位，使得君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理论上具有无上的权力。黄宗羲在《原君》中的论述就阐明了从君主角度获得这种无上权力的历程。黄宗羲认为人类社会一开始没有君主，君主是一个管理社会、解决祸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而后世的君主认识到可以将他人的利益攫取来给自己，渐渐地，君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力，变成了天下第一的祸患。 黄宗羲对于君主制早期的表现是肯定的。他认为尧舜等人的统治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明夷待访录·原君》），也就是为天下而工作，是人民的公仆。自然，这种工作是需要付出相对平民千万倍的精力来做的。更有甚者如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史记·夏本纪》），要摧残自己来为天下谋利。这种工作自然是不讨人喜的，故而有许由、务光这样拒绝统治天下的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上看，君主的出现是发展的必然：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资源有限，需要一个人来主持资源分配。此时主持分配的人，即现在看来是君主的人，更可能是由众人推选出来的一个相对公正的人。对于一个理性的君主而言，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需要合理分配使得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能够有足够的资料进行生产，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资源的富余。这时候，掌握资源分配的人，也就是君主，会更倾向于将必要的生产资料之外的资源归于自己或是自己的家族，这是封建时代生产分配的特性[①]。一开始的君主是出于公义来管理社会，后来的君主是为了私欲而管理社会。对于君主为了一己私欲而“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是强烈抨击的，并对设立君主的本意大胆质疑。特别是黄宗羲对宋明理学中的“君臣”和天地自然相联系的部分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先声。 二、《原君》中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态度 黄宗羲指出了君主在社会管理和发展上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一方面肯定了“有道明君”，如尧舜者，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大胆批判了“无道暴君”，对于暴君的心理和目的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但是黄宗羲对于君主的认识并不是完全和彻底的。 首先，黄宗羲仍然囿于自己的儒家立场，认为复古的尧舜就是尽职的君主。虽然黄宗羲批判了宋明“小儒”对君主的愚忠，但是仍然没有抛弃儒家的君臣体系。他仍然赞赏尧舜时代的君主，也就是他仍然认为需要一个君主来统治和管理社会。如果他的思想能够更加超前一点，借着他对原始社会以来政治体制的演变的演绎，用这种和同时期西欧启蒙运动家卢梭等人相似的演绎法，推导出与西欧启蒙运动相似的政治诉求，恐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将大不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黄宗羲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约束暴君的权力，只是提出了一个朴素的“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的民主制的构想。但是这种构想没有具体的制度来实现，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能够真的实现。与之相对的，启蒙运动家提出的“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等制度更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当时中国的广大人民的知识水平实在有限，而社会的精英份子以尊崇宋明理学的儒生为主，这种类似于西式民主的制度既没有思想上产生的可能、也没有现实中实现的可能。 三、《原君》之外黄宗羲对当时君主制的看法 明清两朝，士人的思想日趋僵化、君主的权力急剧扩大，这都导致政治发展迟滞，跟不上经济上的发展和变化，乃至于明朝的崩溃。黄宗羲思考“明君”和“暴君”、“民为主君为客”和“民为客君为主”的关系，也是一种对明朝灭亡原因的思考。明最后在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内外夹击中灭亡，一方面固然和自然环境的气候变化、水旱灾害有关[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初朱元璋制定的政治体制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之交[③]失灵有关。 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将政务统揽一身，这与原始社会时的尧舜何其相似。但是帝国已经相当庞大，仅凭皇帝一人无法治理，自然需要设立各种专职的大臣。而大臣的腐败问题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无法解决。即便是崇祯帝朱由检殚精竭虑要挽大厦之将倾，也无法阻止明亡。黄宗羲作为明的遗民，在反清失败之后反思明朝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追根溯源，认为明亡和君主权力的无限集中有关。而他对于这种不合理的权力分配状态，只能提出批评，而没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另一方面，黄宗羲作为一个汉族人，对于满族人的清朝取代了汉族人的明朝，从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他屡次反清不成，退而著述，也有暗讽满清君主无道残暴的意味。因此说，他的君主论，也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成分，特别是大汉族主义。[④] 本文就《明夷待访录·原君》一文探讨了黄宗羲的政治理想和君主论。特别是要肯定黄宗羲超越时代的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性的批判。他对于君主的理解，局限于传统封建和儒家思想的束缚，虽然提出了“君客民主”的政治理想，但是没能够提出相对应的措施来实现。同时他对封建专制君主的不满更是一种带有民族矛盾的观点。但即便有种种不足，黄宗羲作为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先驱，为三百年后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提前做了指导，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⑤]。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页 [②] 杨洋：《自然灾害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1卷第5期 [③]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 赵连稳：《论黄宗羲反清思想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4月 [⑤] 历史编写组：高中《历史·必修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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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前瞻与必然
本文较为硬核，为M_E在学习中通时的作业。原作业为：阅读《韩非子·五蠹》，谈谈韩非子的治世思想。 原作完成于四月初 一、梗概 《五蠹》是韩非的代表作，文风犀利，论据充足。从此文中，可以窥见韩非治国理念一二。韩非在文中指出了一个位于战国时期的国家需要提升生产力所需要进行的改革，并强调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 二、五蠹是什么 所提到的“五蠹”，指的是儒生、外交家（纵横家）、私人刺客、逃避兵役依附权贵者、工商业者。这五种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各有各的优势，也代表了各个领域的守旧势力。儒生具有文化上的优势；刺客和逃避兵役的人依附于贵族，具有军事和政治力量；工商业者具有经济上的优势。他们是实践韩非政治理想和进行改革的主要阻力。 三、韩非的理念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方向 由春秋诸侯争霸的结果看来，孔子所期望的“道之以德”[①]的仁政、霸主们所鼓吹的“尊王攘夷”[②]理念，最终都流产。这种理想主义的失败，其原因是违反了当时经济状态。春秋战国时期，农业落后，社会生产力甚至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日常基本运作，以至于孟子的理想不过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③]。《五蠹》中，韩非也提到：“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虽然社会生产力从总体上看是发展的，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仍然落后，需要发展人口，而这些新发展出来的人口又不完全是有劳动力的，导致多出产的物资，尤其是粮食，不足以供养多出的人口。 韩非就此提出，只会消耗粮食、却不能增加粮食产出的人，是需要被消灭的蛀虫，也就是所谓的“五蠹”。要想消除这些人的影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要根本上改变西周以来的以礼仪、宗族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因此韩非建议：“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摒弃之前文献中所记载的学术而用法令来治国，完善中央集权和官吏制度，削弱贵族的力量，倡导勇武的价值观。 由此推演韩非的政治主张一旦得到实现，将对一个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不妨假设推演的国家为秦。秦国国内的贵族的权力由于官吏制度的完善和细化，进一步削弱；同时以爵位奖励战功，导致贵族数量进一步增加，贵族阶层的实力被分化、稀释。因而君主可以集权，推行新的政策阻力会更小，对军队的控制更完全，对基层的战争动员也更加充分。奖励耕战使得军队作战效率和士气得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得以调动，甚至可以吸引邻国没有土地的农民；国家有富余的粮食可以维持常备军，也变相地从贵族处收买了刺客游侠，使得秦的军事实力进一步加强。因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战争中掠夺的人口和土地又增强的秦的实力。政治上的强权允许君主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如传播“反动价值观”的儒生和工商业者，进行镇压或同化。 可以想见，最终秦能够统一中国，并且成为“千古一帝”。 历史发展的的规律，是高生产力的社会取代低生产力的社会。针对当时战国缺乏中央集权、各自为政和科技停滞，依靠人口和土地生产的状况，只有统一中国才能获得人口、土地。而统一中国，首先非中央集权不可：春秋战国列国彼此连年征战就是最初周王朝分封的恶果。历史已经证明了分封制的局限和落后，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自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发展。韩非在战国末期提出“明主治国”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学说，可以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四、韩非的理念的得失 韩非师承荀子，荀子的性恶论显然给了韩非很大影响。韩非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并借此对儒家的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批驳，由此提出社会需要法治[④]。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社会的发展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需要的道德或是法律规范也会越来越复杂。例如古罗马的法律就经历了无法律到《十二铜表法》到《公民法》再到《万民法》的进程，法律从无到有，从简到繁，最终发展成为现代法律体系。可见韩非提出强调法治的政治主张是进步的。 但是，韩非子的法治，与他所倡导的“势”、“术”又是分不开的，而“势”和“术”又是掌握在君主的手中，来约束、统治臣民的[⑤]。这种“术”和“势”的运用，实质上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威权政体，君主大权独揽，由此又建立法治，以一种标准法可以约束。韩非寄希望于君主得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但是却没有想到君主在拥有无上权力之后可能滥用权力的带来的暴政。 可见，韩非在他的年代，已经是前沿的革命性观点了。但是囿于时代局限性，韩非的主张仍然有很多漏洞，也没有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并且对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本质没有足够的认识。韩非的政治主张，指导了中国之后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王朝的统治，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古代世界有了非常强盛的国力，另一方面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也使得中国在近现代面对西方时屡屡受挫。因此也有人认为，如果韩非当时想到的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又会如何——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了。 [①] 《论语·为政》 [②] 《春秋公羊传》 [③] 《孟子·梁惠王上》 [④] 参见冯国超《人性论、君子小人与治国之道》，《哲学研究》2000年第5期 [⑤] 参见饭冢由树《<韩非子>中法、术、势三者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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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眼观世界
我以我眼观世界 ——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序》有感 我读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谢德风译的版本。 这不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连作者修昔底德自己都说自己的书读起来会没什么趣味，毕竟他不会把虚构的故事写进书里。虽然情节跌宕起伏，雅典赢了又败，败了又赢，最终又走向失败，但是这种国运的起伏变化所引起的一个雅典人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变化，修昔底德很好的压制住了，语言依旧平实、波澜不惊。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可不这么讲。以我看的这个版本而言，译者在序言里很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他认为修昔底德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并不能完整地认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就这样给修昔底德扣上一个“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帽子。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修昔底德的写作手法、选材标准的的确确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奠基。他尝试着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虽然“囿于他的阶级”，他不能“完全客观”地反映出当时最为尖锐的矛盾：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他的历史却仍然是为王侯将相所著，更详细的是民主党人和贵族党人之间、雅典和盟国之间的矛盾等等。 我们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伽利略和牛顿会用电脑吗？我们再考虑一个问题：修昔底德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吗？ 恰恰是伽利略和牛顿等人建立近代物理学体系慢慢发展出了电子工业，我们才有了电脑；恰恰是修昔底德之后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渐渐地分析和研究，再有马克思将阶级性和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结合，我们才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恰恰是这些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因果关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分析历史、评判历史的时候，究竟要怎么去看历史。历史不是“我以我手写我口”，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件，是“何人何时做何事”。而分析历史是“何人何时做何事有何影响”。这里的“有何影响”就涉及到了分析者自身的想法，所谓“我以我眼看世界”。至于评判历史就牵扯到更多评论者自己的立场、想法，乃是“我以世界抒我思”。希多罗德完全是一个复读机，听到的任何故事都毫无批判地记录下来；修昔底德自己想成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只取可信的故事，所谓“志”；而我们“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更像一个评判者，他们对于历史或者隐隐约约有牵扯到具体历史背景的故事（比如《红楼梦》）就非常亢奋，想要充分表达自己对旧有的落后的不合理的行为、制度、思想的抗议，所谓“史”。 但历史是不应该有什么“春秋笔法”的，需要“春秋笔法”的是历史评论和教科书。 不过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非黑即白，没有什么绝对的阶级中立。也就是说，只要修昔底德一刻是奴隶主、是雅典人，他的历史著作就有偏颇，他的分析就站了队。更神奇的是，当有人不以修昔底德所述的历史故事和观点为分析对象、而是以他的文风和选材标准为分析对象时，这些分析者也要被扣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 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才能把古典时期的历史作品放在正确的位置。可是说这句“非常客观”的话的人又是谁呢？还是我们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 做一个分析，讲求证据，讲求逻辑。当我们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去评判一个事件，也应该先寻找可信的证据，用合乎逻辑的推理得出结论。如果每个人在“我以我眼看世界”时能先了解一下历史学家，或者说有考据癖的人，对于一个事件的看法是怎么来的，而不是简单地“扣帽子”或者干脆人云亦云，这个世界能减少很多谣言和混乱。 这篇文章是M_E在上海科技大学学习“写作原理与实践”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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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古典
嘛这本书读了也有些时日了。是今年4月选考前看的。买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当然是修昔底德写的。 虽然说修昔底德想要站在客观的、超脱的视角看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个雅典人，是个奴隶主。照我国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看，修昔底德虽然伟大，但还有很多不足。这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主义和观点，毕竟你不能指望黑暗时代的人同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然而奇怪的是现在有人可以接受并认同中世纪的死板观点乃至宗教迫害。 我其实最终没有看完这部大部头的历史著作。一开始我是不知道结局的。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注释和修昔底德颠来倒去的叙述顺序让我越发地怀疑雅典要战败——事实果真如此。当我看到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的时候，我结束了我的阅读。我已经知道结局了。 真的很伤心。我对雅典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拉斐尔的《雅典学派》和高中历史教科书。从心底里我是支持雅典的，虽然这种制度有它根本上的缺憾：不够广泛。但我就是喜欢。那是一种精英对底层的专政。精英不用考虑自己的生活来源，只用在政治、文学、科学上努力突破。当然这是很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要我说，这其实是时代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一代代相传，变成了反动的、不合理的。虽然伯罗奔尼撒战争实际上是精英（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斗，为了更大的政治利益，但却不可避免地需要奴隶的生产支撑。比如修昔底德就提到，希洛人的逃亡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慌，正是因为后者的所有生产都依赖于前者的劳动。再有就是奴隶主和奴隶主之间的战斗，只是他们限于对自己这个阶级所有的资源的争夺。一旦奴隶造反，那敌对的奴隶主就会联合镇压。 阶级内部的矛盾还是会在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让步的。 喜欢雅典还是因为这种所有精英的话语权（讲道理）都是一样的。大家对问题可以礼貌地争辩。而非斯巴达那种家族搞搞统治。所以我还是讨厌罗马那群人，把好好的罗马搞成什么样。 还有是因为雅典海军强。 那个时代的政治、外交，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拿钱、国家安全保障拉盟友。因为争地盘和地位打仗。有不同的也就是作战方式和战术。战略都是一样的。因为武器变了而人没变。 比较神奇的是古希腊人的城市攻防技术。说起来那是有铁器都应该是大佬了。那会儿是多会儿？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国也就刚有了铁器。希腊人是直接铁板上去。讲起来都是石头筑墙、铁皮外包。你这怎么生产得出来！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和资源！希腊奴隶搞得？攻城那就更厉害了，铁皮石墙都给你拆掉。虽然修昔底德强调真实，我还是觉得这不对。包括有关黄金的数量。希腊这么能产黄金？我知道色雷斯资源是不少，但也不至于挖出好几吨黄金堆在雅典卫城吧。 很可能有夸大的成分在。他的前辈希多罗德不就曾说北非沙漠里有人那么大的蚂蚁吗？ 质疑归质疑。但是这本书很难看下去是真的。因为修昔底德的文字朴实，叙事的时候修饰很少，所以看起来比较吃力。不会有什么： 伯利克里饱含热泪，哽咽着说：“大家等下，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雅典人没有听到。 他又大声说，带着哭腔…… （以下《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 也不会有： 德摩斯梯尼站在舰艏，拔出雅典公民们赐给他的宝剑。这把剑上纹饰着很多增强力量的咒文，是在雅典娜的神庙里祝福过的。他借着宙斯的女儿雅典娜赐予他的力量，迎着风大喊：“雅典的公民们！……” 这不是他的风格。加上这个版本的翻译用智障一般的谷歌翻译风翻译了英语版，动不动来个“真的，谓语+其他部分”，或者“句子，那么，句子”。显得更加质朴和难读。可以仿写一句给你体会一下： 真的，知道了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的翻译风格是这样的，那么，就不要再买《高卢战记》了。 而且修昔底德智障一样的排序，你时常要在好些年份里来回跳转，有种秘技·左右反复横跳的感觉。 批评家认为修昔底德好在真实客观，只有他亲身测量过、经历过、求证过的内容他才会写出来，比起很多后世的歪曲事实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好得多；不好在囿于奴隶主阶级，没有全面地看世界，比如奴隶如何、当时的艺术文化如何，统统没有写，而希多罗德就会耳闻则记，所以他的《历史》一书就很详细。 针对这两个观点，我都只赞同一部分。首先，历史的基本要求是真实，但是历史资料的获取是难以鉴别的。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歪曲事实的原因，恰恰是他们没有拿到正确的真实的资料。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揭露，恐怕斯大林仍然是受人爱戴的领袖，历史书里也不会对他有那样负面的评价。第二点，这是一本战争史。《历史》严格意义上说，讲的是希波战争时期的历史，因此方方面面都会讲到。而修昔底德很明确，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是讲这场战争的，只讲与战争直接相关的事情，因此有关文化艺术方面他就只提到了几出有关战争起因的戏剧。这种写作方针虽然可能忽略了一些历史，但是更能突出所要讲述的历史，是合理的。 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就烂了。古典的接力棒要由罗马接下去了。但是罗马又有什么建树呢？我觉得吧，古典时代在雅典投降城破的那一块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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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是我高中最后一篇读书笔记】我的二〇一六
这是一个闰年呢！ 几多欢喜，年华已逝；不免悲伤，展望明朝。时间过去为什么要高兴呢？展望未来又为什么要悲伤呢？大概也就我这么想吧。倘若再早一年，恐怕我也是兴明朝而叹昨日的人。 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二〇一六年很有关系。名言：都是时臣的错，世界没有错。为什么，百度去。 扯远了。问题的关键是，我究竟在这一年经历了什么鬼畜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变化来推知和分析。在此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致谢。 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简单的说，二〇一六是我学会花钱的一年。比如柜子里满满的手办，比如乱买的周边，比如脑子发癫在LL里充的几百块，比如一口气买的几支钢笔和色彩斑斓的墨水。这导致我在朋友圈里被认为是在非洲挖出了石油的大酋长。对是非洲。我这么欧的人怎么能忍受这种侮辱呢？所以我就当场给他们抽了一个小电视看看（来自bilibili直播），当场造了一条大和给他们看（来自艦隊これくしょん），当场抽了一发10连给他们看（来自ラブライブ）。不过自从头戴AKG的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后，找我借钱的人一下变少了——地主家的余粮都买耳机了。也导致了我1111和1212没有参加团购大战。 当然开流也就要开源。我开始卖技术笔记——生意不好。开始卖网络加速服务——生意不好。 做生意和买东西一样，相当费神。自然少了不少学习时间。挨骂好像也很正常。毕竟我打听了一下，重高高三而卖东西的人，还真没有——放弃治疗的倒是又不少。 挨过一天没有挨骂的日子，还不高兴？明天说不定就要上刑场了，还不害怕？ 政治 一个人如果到十四岁还不是理想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失败的。 之前的读书笔记里我把刘渝、林达、黄仁宇这些人喷气式批斗了一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一个左倾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害怕我这种连卡贴都是切格瓦拉的世界主义者。 美国大选年。大选日我在机房刷了一天BBC啊CNN啊NY Times啊。最后结果……日。伟大美帝终于要倒台啦！然而我很伤心。 520蔡英文雾岛上台。嗯我们家深蓝。 Brexit了。玩脱了——一不小心就脱了。 整个世界都距离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越来越远。要是外星人入侵怎么办？根本组织不了统一的防御啊！入侵外星就更不必说了。 顺便提一下，中国不会有蔡英文或者川普这种人的。因为费厄泼赖在中国不仅仅需要缓行，而是根本行不通。几千年的精英政治和寡头体制（少数几个时代可能可以真正君主专制）传统和根基一旦动摇，又一次文化大革命要来。更何况中国缺少改变的勇气。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下一个毛或者孙。只关注自己的刁民又有十亿之众。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是我们伟大的教育体制所培养的最好的“精致的利他主义者”，到最后融入利己主义社会，该问谁？鞭挞北大清华吗？先鞭挞你自己吧！ 文化 就算穷得只剩裤头，也要优雅地喝下午茶。 虽然马克思说：文化是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贵族都穷得只剩裤头了，是没人喝下午茶的。然而仅仅一个贵族穷了，倘若他不坠青云之志的话，赊账喝喝下午茶也使得，丁举人家的东西也偷得。 是窃！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 先说说都看了什么书。有点多。我们先讲电影吧。 岁初看了星战7。毕竟我曾经也算是国内星战圈的大佬。我还是比较高兴地看到米老鼠把这个经典题材拍出了平均水平。至少比某四爷指导的某同名小说改编的三部曲要好。 然后是《伤物语·铁血篇》。日本票房全靠死忠撑。融合了凶杀暴力、古代传说的超现实主义动画电影。就内容而言相当浅薄。看的原因纯粹是为了用海洛因麻痹一下被大麻麻痹的神经。然而艺术表现相当出彩：不论是画面的表现力和冲击力还是动作、画风与人物情感的联系（注意画风和情感的联系），都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我想表达的意思（我指如果是我改编《伤物语》成电影的话）。就艺术价值而言，远胜类似题材和内涵的动画电影。我们不讲Fate，不讲小圆，不讲超炮，不讲柯南（现在都变成什么垃圾玩意儿了），就是因为物语摆在那里——如果心理承受力差一点，很可能就看不下的一个系列。深夜党就是喜欢这种爽东西。 这么高的评价无非是标榜我自己是一个穷艺术家。就是那种聚居的，没钱的，一下子搞不成作品但是狂赏析的那种。 在春季档的片子讲道理都很难卖座。虽然春天是动物发情的季节，可是现在的禽兽们都不去电影院了，直接就在山岗上、在荒野里、在斗室中、在教室和办公间、在公厕的隔间、在食堂They are everywhere。《荒野猎人》讲道理是一部很好的片啊。你看小李子，把自己搞成一个没风度、没营养（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蛋白质和脂肪摆在那里）、满脸胡茬、直男癌死前的一个中年穷苦大叔。怎么形容呢？就是没有雷欧克米莎霍弗的雷克萨。对，披上皮草就是雷克萨。然后就拿了一个最佳男演员。导演顺手拿了一个最佳摄影奖。说真的，这分镜，这场景，这拍摄难度，这表现力，这镜头构思，真不是盖的。如果要我们，微电影最佳摄影奖的得主，去拍——等等，好像我们称赞他已经够格了，也不需要更多解释【专家脸+推眼镜】。还有开拓精神的力量注入，简直就是学考前必备提神醒脑冲击100A的良药啊。 长达数月的息影。 12月2日。万象城。《你我的名字》。首映。具体的经历感受等等，上篇讲过。不再赘述，请自己移步。还有，很想知道豆瓣上不打10分的人是谁。 还有不少消遣的片子。 12月31日看了一部故事长片《林肯》。看着片名就知道很左。政治很正确。然而拍得像歌剧。各种场景夸张得就像百老汇布景。 书，比如……详细的展不开，就列书单吧。虽然不一定全，不一定详细，体会即可。 古龙全集。kindle上买的。自从上海遭窃后，就没了kindle，自然也没机会看了。 阿西莫夫《银河帝国·基地》以及一些其他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短篇。同上。 当年明月成功的历史发明家与历史小说作者，还没奉诏就继承了祖师爷司马迁的大统《明朝那些事儿》同上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外一种：汉文学史纲要）》商务印书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系列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同上 钱穆《国史大纲》同上 钱钟书《谈艺录》同上然而并没有看完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商务印书馆学术名著系列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同上 柏拉图《理想国》同上然而并没有看完 卢梭《爱弥儿》同上然而并没有看完 《古文观止》上海古籍 《诗经》同上 《楚辞》同上 鲁迅（辑）《唐宋传奇集》同上 东野圭吾烂大街《解忧杂货店》 东野圭吾烂大街与烂俗与变态系列《白夜行》、《幻夜》 莫言一言不合就开车与烂大街与变态《丰乳肥臀》 吴军“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系列《浪潮之巅》、《硅谷之谜》 《今夕物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