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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会是一个系列。并且是倒序的。并且会臭骂一些人。 4月27日 ごめんなさい。今天因为早上六点多被拉起来通鼻子，倒下去被床和被子丸吞了直到快发中午饭了才醒过来。吃了饭就一直高强度看下午要和教授聊的论文。教授又鸽了我足足一个多小时，所以开动27日的日记就迟了。 原本说是27日早上需要做核酸的。一干人等翘首以待细弱的棉签捅进柔软湿润的鼻腔，结果等到了下午天都黑了也没来。原来是昨天晚上进门挨的两下杀威棉棒就已经是27日的份了，多少有点调休的味道。 早饭就是非常稀松平常的早饭，量很大，可惜我起床就去上日语会话课了，直到下课才吃上冷透了的肉粽、肉包、茶叶蛋、小米粥。但是上课前总不能真的啥也不吃吧，我就趁着还有那么五分钟，煮了昨晚事先磨好的咖啡。两杯摩卡壶出的espresso，配上既没有扭一扭也没有舔一舔只是泡一泡的奥利奥，感觉一天又充满了活力。 不过会话课还是一如既往地有趣。今天是一个日本人（老师），五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的表演。很奇怪，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来过的印度人似乎就再没有出现过，很难继续让人judge玛莎拉味儿的英语和日语了。最活跃的一个法国大叔（确实是大叔，快四十岁了，十七年前还在某个京都的前弟大读书，女儿都快上初中了，不知道是在读还是在职）因为一些事情并没有来。总之今天和法国姐姐对练了一下丁宁语和自谦语，然后和一位中国同济（又名：红蓝红蓝红大学）二次元（确实不一定是二次元，但是看着真的很二次元）歌神（真的非常歌神，我的评价是素晴らしい声の人）对练了一会儿。虽然我和歌神的开场白是： – あの、WeChat番号はいただけませんでしょうか。 – 草我也正想问你这个，来来来，扫我的。 ——《现代人的社交》 边吃冷掉的早饭边和歌神聊了一会儿。真羡慕啊，能抽中学校宿舍的人。而我只能做东京白居易了呜呜呜。 又过了一会儿，午饭来了。午饭还行吧，没有我不爱吃的东西。吃完在床上磨蹭了一会儿，突然想起来下午课前要交作业，而本来这个作业计划是在昨晚完成的，而昨晚……总之就是还没写。紧赶慢赶写完了，交了，长出一口气。然而令人难受的一点来了。这酒店并没有考虑过住客的坐姿，只提供了一个古朴的凳子。坐在上面的体验，我感觉并不亚于接受什么酷刑，只能说比老虎凳好点有限。 晚上的嘉宾来讲了一些深度学习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虽然主要都是些视觉在生产机械上的应用吧，但是压榨土地压榨机械大概确实是要比把人赶去某个行业来得好一些。当然比较有趣的还是这位教授顺便介绍了一把日本的主要蔬菜来源，其中洋葱主要来自一衣带水的（），所以他们也在努力和（）的农业生产者合作。坏了，这波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能在日本吃到纯正家乡菜，还是该高兴能在日本吃到纯正家乡菜。 晚饭也还行，除了益生菌饮料并不好喝，草扎肉要上手拆绳子弄脏了手，没什么不好的只能说。 稍微进行了一下室内锻炼，感觉实在不行，想念杠铃。又该眠了。陌生的天花板。 4月26日 麻麻滴，小区楼下检测出现了一家阳性。晚上的通报列出了一系列地点。很不幸，我要被隔离了。 各种奇奇怪怪的消息渠道也没啥准信，通知方式大约是上一个版本（翻译：极度落后），最有效的方式仍然是楼下天井里用大喇叭播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如：x幢住户不要出门，一会儿有人上门做核酸。但是真到了要住户全都搬离，前往集中隔离酒店的时候，又变成让几个穿着防护服已经蹦跶了一天的累人，一层层一户户通知过去。我是一个既不服输又总想争先的人——鬼知道是不是“一马当先，万马无光”的影响——反正就是我以为已经迟了，急匆匆收拾了半箱行李，到了电梯间才发现通知我们这层下楼的防护服才上来。这时候再回去拿东西似乎已经不再可能。更好笑又好气的是，我在楼下见到了来自多个不同楼层的人还在排队上车，那人员密度，拖家带口偕老扶幼的，我都怀疑是什么渋谷万圣节。我在楼下站了老半天，才终于混在另一层的队伍里上了前往隔离酒店的车。这时候我又发现，拦着我说“还没轮到你这层”的那个忠实执勤7小时的人，不见了。 上车前我一直希望能够到一个网络条件比较好的酒店去。毕竟人虽然还在国内，课还是要上的。为了上网课，家里是拉了一条高贵的电信宽带的。于是我一直试图和现场组织上车的不知道什么职位不知道什么任务的人协调。期间我和上文所述的那位忠实执勤人发生了如下的对话（有删减）： Q：你好，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我这层的人上车？具体是去那个酒店？ A：不知道。 Q：那我问谁可以知道这些消息？ A：不知道。 Q：你好，请问你的任务是什么？是就坐在这里拉着警戒线不让人走吗？ A：我的任务就是在这里。 Q：给你这个任务的人是谁，我可以和他直接对话吗？ A：我是被借调来的，我也不知道这里负责的人是谁。 ——《中国的古老智慧：不知道与糊涂》 等到终于可以排队上车了——是的刚刚的排队还只是排“排队上车”的队，我见到了一位没有穿防护服而穿着蓝色西装、胯骨向前突出双手背在腰后、一看便知是基层政府的小领导的中年男人。于是我便问他： Q：你好，我们这车人要去哪里？ A：不知道。 Q：我对住宿地点有些要求，可以帮忙协调吗？ A：我协调不了，你到了隔离点找那里的负责人 ——《中国的古老智慧：不知道与糊涂》 无所谓了，反正已经上车了。 比较好笑的是我瞥到这车的随车“导游”手机上的信息，发现他们居然是通过微信群“接龙”来表述自己这辆车的信息（车牌号，多少人，去哪里）。我就随口一说，为啥不要在线文档要用微信，这位工作人员突然缄默了，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张小龙先生的母亲，或是有没有提升工作流效率的勇气。大巴车发动了，他在上高速前终于告诉我们，是去乌镇的某酒店。如果隔离结束，能去乌镇玩一玩的话，也好。可是酒店隔离14天结束还要7天居家隔离。这科学吗，这合理吗？或许，迷信“科学”和迷信XX宗教一样，如果不能把握科学/宗教的主旨和本源，那这信徒不算愚昧也起码是个蠢蛋。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科学是什么，1919年的中国人不明白，2022年也未必都会明白。 一路上我一直听到的是随车的一些“家长”带的猫狗的叫声。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带着自家的宠物去了隔离点，似乎之前的隔离并不能带宠物。但是此前其他地方对于人的饲养物的处置，确实让人有“君子远庖厨”的感觉。 到了隔离酒店的楼下，不知道为什么，进入酒店的带宽只有区区两人。随车的“导游”先下车了，告诉我们前面大约还有两车人，大巴车便停下了等前面的人进去。速度非常慢，我这车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下人。车是封闭窗户的，也不能开空调，一车人便闷在车里。又闷又热，呼出的水汽在窗玻璃上结满了水珠。一个阿姨又是牢骚又是骂，不停拍窗玻璃想让司机或是什么能帮助我们的人开个窗什么的。 这么又吵又闹了半小时吧，我着实想：跟这样的虫豸在一起还怎么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就站起来去扒车顶的应急出口，那是个天窗，也算是窗，打开了总能进来新鲜空气。司机不知道怎么地看到了，便说：我给你们把车门打开，窗户和空调是不能开了，你们也老实坐着，先别下车。建议多看书，真的有用😭😭😭😭😭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 ——《无声的中国》 1927年 轮到我下车，提了行李，回头看到还有几辆车在夜色里隐隐约约的。先是在地下车库吃了两根杀威棉棒，捅了两边鼻孔，领了些一次性物资，上楼入住。好在酒店还确实不错，18年装修过，还算是个3星的酒店吧。装饰得古朴，但是功能得现代。书架上也摆了些不错的文学作品，大约是给住客提升素养的，只可惜落满了灰尘。床垫很软，已经是第二天了，早上还有课，便睡去了。

我也很想知道其四在哪里，但是好像根据民俗，三后面是五。 正月初十 原本其实预定的下葬时间是昨天，也就是初九。但是道士几日前千算万算，算出来初九下葬会是生肖兔忌——这就很尴尬，祖父唯一的孙子我是属兔的。如果初九下葬，我就不能走完全流程。祖父如果泉下有知，大概又要气得砸东西。 不过这只是一个微小的错误，往后拖一天就万事皆宜了。 这一天有很多家的死者都要火化，不过根据守灵厅门口的讣告看，都是寿尽的，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去世的死者——后来才知道浙江新冠患者首例死亡直到十几天后才出现。火化炉大概只有一个运行中的，所以几家丧属都在排队。 我并没有资格跟着遗体到火化炉口去。我父亲和姑父们跟去了。骨灰盒是刚到殡仪馆的时候就选好的，选的鸡翅木。硬木我了解并不多，但是鸡翅木我并不喜欢，也不知道祖父喜欢不喜欢。鸡翅木上了油，大概是黑色的。以刻板印象中的棺材而言，也确实应该是黑色的。等了相当长的时间，火化才完成。父亲捧着骨灰盒出来了，姑父在旁边打着黑伞，提着香炉。 我捧着遗像，跟着撒纸钱的引路人走在队伍前面。还是坐来时的中巴车，还是坐在最前面。不过这次十九座的中巴车上预先坐着吹打乐队了。 还在家的时候，社区里就来发过传单，上面记着各项丧事的“不许”“不许”。我印象中有一条，就是不许雇佣吹打乐队。当然既然有人会死掉，有人需要做丧事，这种乐队就不可能真的消失。乐队所用的唢呐、镲、锣、鼓，没有一项是被明令禁止的，相反，某种意义上是亟待保护的文化遗产。倘若是其他的火化前的事情，比如聚众念经、超上限守灵，在这个特殊时期明令禁止，民政局倒是可以以“不予火化”来强迫。此时业已火化，似乎也没有什么强制力量可以阻止雇佣吹打乐队。 不过毕竟吹打乐队是在某些白纸上用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不得雇佣”的，自然不太合适直接跳脸，在殡仪馆大门口就开始演出。我原以为会到了公墓才开始演出，没想到中巴车才从小路拐上公路，乐队就在车内开始演奏了。不得不说这中国传统的吹打乐队，有一种摇滚与朋克精神，要在车上演奏，让我不由得想到那些大篷车里的乐队。在移动的汽车上演出，有一种莫名的重金属味。他们既保守又违反规则，就像几个白了头的摇滚乐手，Rock’n’roll到永远。至于听众的体验，最直观的就是耳朵疼。 魔幻。 到了公墓，要把代表祖父的骨灰盒放到墓里，再用水泥封上，盖上石板。令我感到最有趣的一点就是，泥水匠又去旁边的花坛里取了一点土，洒在石板上。这就是入土为安了吗？所以骨灰盒=棺，石板=椁，这最后撒上去的一撮土，就是封土了吧？ 两卷一百响的鞭炮点上，伴随着蓝色的硝烟，鼓膜仍然隐隐作痛——其实在公墓放鞭炮也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大的已经犯了，小的也不必在意了。祖父的后代们一个个按亲疏长幼分别跪下磕了三个头。以传统而言，丧事到此已经结束了，接下来都是喜事了。大概说的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死者的丧事已经与尚在的人无关了，活着的人该庆贺自己少了一份责任了。每一个后代都系上了一条红带，我的带子在胸口还有一朵大红花，看着好像我新考中了状元一样。 全程吹打乐队都在一旁演奏，中间有停止吹打、敲鼓的大叔独唱的环节。为什么传统的吹打乐队不能转型向更普遍的演出场合呢？不过要让一个管弦乐团或是一个轻音乐乐队来给葬礼演出，似乎也并不奇怪。因为要表达这事请已经由白转红，由丧转喜了，我觉得《Unicorn》会是一首非常契合的曲子，同时可以再在前面加上《フリージア》强化悲伤的气氛，再在后面加上《Rage of Dust》来体现生命永不停止的永恒主题。 这一天开始，城里开始设立检查体温的卡口。不过因为我们的中巴车前面有个我抱着祖父的遗像，返程路上并没有哪个卡口阻拦。 回到老屋里，把遗像摆好，摆上供品，每个人又拜了拜。祖父生前住的房间也要腾空了。 正月十二 按照习俗，本来应该要在下葬的第二天再去坟上，本地话里发音大概是“摸新坟”（ムーセンーファン），具体汉字怎么写就不知道了，大概相当于道“乔迁”的贺。但是今年的正月十一恰逢立春。按照习俗，立春算是一年的头，要去坟上不太合适，于是就拖到了十二。不过这么说来，浙南的年兽恐怕是一只地狱三头犬了——元旦是头，春节是头，立春也是头。 因为开始实行通行证制度了，出门多少有些麻烦，不过社区的工作人员也都体谅。到了坟上，又是两卷一百响。然后化了些纸钱、元宝、大别野图纸、地藏经之类的。我倒是想见识一下大型纸模或是扎纸艺术，不过似乎浙南并不流行。又是磕了几个头，就下山了。 然后又闹了一些不愉快。不过说起来倒也是非常可笑的事请。读者朋友，如果你收到了陌生人的骨灰盒，你会怎么对待呢？ 先提一句，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有些日后谈，等下一次吧（咕咕咕）

实事求是的讲，没有写就是因为懒。 正月初六 遗体还暂厝在原先的内间里，盖着一种我字典里没有的东西，大小恰好能覆盖整具遗体，上面写着梵文，画着各种大小的万字，头侧大书“南无阿弥陀佛”，脚侧是莲座。倘若做白事的人家信仰 耶和华，恐怕就要写着“以马内利”或是“哈利路亚”什么的，再整些死海古卷上的图案和文字——那可不就是人类补完了嘛。当然也可能并没有这样东西盖着。 死后24小时，要换寿衣。高中的晚自修读物碰巧有各种刑侦小说，里面提到过尸体分时段的变化情况，24小时换上寿衣差不多是极限了，再拖下去恐怕更难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孙辈的被一律屏退，因此具体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据小姑姑说，一切都很顺利，祖父也很配合。接着我们进去帮忙把穿上新衫的祖父移到外间的灵堂。祖父也很配合。 安静的夜，只有喇叭里“南无阿弥陀佛”的佛音不断。 正月初七 道士指定的初七下午，叫来灵车把遗体拉到乡下的殡仪馆去。此前我从来没有去过殡仪馆，堂兄弟和堂姐倒是去过。大家一直都说灵车是开得很快的，因为现在路上的车不会多，司机也熟路。我也就怪了，这公路上的车能比凌晨四点的秋名山上车少吗，或者这司机都精确地知道路上每一处排水沟的位置吗？ 这一天来了很多亲戚来帮忙。有很多东西都要搬到殡仪馆去，供我们守夜人吃喝和生活的用具自不必说，灵堂也是差不多要搬到殡仪馆去。有一根灯杆，一柄船桨，一根扁担，都用红漆漆了，这是道具；有一只篮子，提把很高，里面插着香烛，播放佛音，这也是道具。红扁担挑着两筐，装着这两天要化的纸钱、香等等。大概那红漆三兄弟是引路的、交通工具和行李，那只充当香炉的篮子就暂厝这祖父的灵了。我是孙子，而且也就我一个孙子，所以要我端着遗像，香炉篮子跟在我后面，遗体跟着香炉篮子，其他家伙什跟着遗体走。我前面只有一个撒纸钱的引路人，大概万物有灵，先用钱买通了才方便走。 临行前，祖母终于大哭了一场。因为祖母跟去守灵既不合适，也不方便，这就是她能见到三次元的祖父的最后一刻了。不过如果按照现行微博女权标准，我祖母应该是不哭且坚决不哭，闹且大闹特闹，这样才是真正站起来的女性。从结婚之后到现在的几十年，祖母不像是和祖父共同生活，倒像是一个被婚姻困住的奴隶，永远低祖父一头，永远要满足祖父的需求。祖母哭的内容是责备祖父走得不是时候，赶上新冠疫情，一切被迫从简，不然子女肯定能让他好好走，走得体面，走得有排面。 队伍出发了，遗体出门之后在巷子里走的时候，家里的女人们也一直在哭，哭得很大声。祖父生在这个巷子里，也是在这个巷子里死的，幼年和晚年的生活范围没有离开过家100米，多少有点衔尾蛇的样子。遗体上了灵车，大家也就停止了哭泣。 当然不可能真的从家门口走到殡仪馆的。走了一段路，就坐车前往殡仪馆了。我端着遗像，坐在最前面。灵车载着撒纸钱的人，开在我们的中巴车前面。 灵车确实很快。 这天余下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只有一件：遗体送到以后，要暂厝在守灵厅的冰棺里。穿着防化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的工作人员把祖父从原来载着的门板上移到冰棺里，然后要再合上棺盖。不过棺盖和冰棺之间留了一条极细的缝隙，用毛巾塞上，大概意味着“这还没盖棺”。 冰棺工作的温度是零下22度。这类温度控制的机器通常都是钟摆式的，降温到一定温度后就停止工作，升温到一定温度就开始工作。因此压缩机总是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正月初八 今天的凌晨是由我们一家来的守的。父亲因为前日一系列的事情，已经非常疲惫。上半夜虽然睡了几小时，仍然很困，倒在守灵厅的长椅上睡着了。我母亲折了一筐要拿去烧的金元宝以后，也会去睡觉了。守灵厅里能动的就只有我一个。 前文提到的压缩机突然又工作起来，给静谧的夜增添了恐怖气氛。令人更加毛骨悚然的是，守灵厅的灯光色温相当冷，可能和各种恐怖游戏采用的是一款灯管。 但是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死人就是死人。生前与我并无甚过节，死后他又要仰仗我才好入土为安，死者又何必与我过不去，好好佑着我恐怕才是正经。当然，我是无神论者，这对我来说更不可怕。 下半夜的殡仪馆也是灯火通明的。隔壁也有几家守灵，不过依我看恐怕还是打瞌睡的居多。我家暂用的守灵厅在建筑的西南角，公共卫生间在东北角，要去洗手间需要经过其他所有守灵厅的门口。 It was a long journey. 不过没关系。这一路上的墙壁上都挂着各位二十四孝的宣传板，这可是活化石级别的乐子。每经过一次“郭巨埋儿”和“卧冰求鲤”我就想到： 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二十四孝图》，鲁迅《朝花夕拾》 以及：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同上 小学时候读《朝花夕拾》，还没觉得那么好笑。这在殡仪馆里见到，倒觉得这殡仪馆也朋克得可笑起来了。 另一件相当朋克的事情就是，殡仪馆非常贴心地考虑到遗属要烧纸钱和消防安全之间的矛盾，特别设立了一个房间来让家属烧纸钱。这个房间在卫生间旁边。而且这个房间除了地板，都是由不锈钢板镶着的，各个守灵厅分别有一个不锈钢的龛，可以用来烧纸钱，放香炉和蜡烛。这东西为什么朋克呢？首先，他都是钢的，却是把普通建筑里的一个房间改造来的；其次——不得不说大预言家鲁迅——：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自序，鲁迅《呐喊》 守夜的第一美事，应该就是可以看些深夜该看的电影电视剧动画了。早早备好的《攻壳机动队》看完，只留下： 正月初九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风俗。 家里家外，破事一堆。可能不仅仅是懒，也是累。

家庭会议最终决定初四把祖父接回家来。 正月初四 原定今天要去ICU把祖父接出来，但是家里还没有准备好在家照顾的措施。毕竟已经离家两个多月了，出于方便家里生活的考虑，很多日常用品已经收起来了。两次ICU的经历让我非常不希望再去医院一趟。而且前两天医院就已经因为防疫需要有了各种措施。 那么就让我去家里布置吧。和母亲一起去老屋里换好床、铺好床，再把准备好的医用酒精装在喷雾瓶里、到处喷洒。一切忙完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和计划的祖父到家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和母亲就去老屋的巷口等着了。 救护车来了，六个人合力把祖父从巷子口抬到老屋里，还有人在前面领着一袋点滴。一切就像排练好的电视剧一样，担架旁围着的人脸上吃力和焦急的表情，混乱的指挥命令声，鼓胀的氧气枕和急促的吸气声。但是好在一切都很顺利，并没有人被歪斜的台阶绊倒，也没有把祖父从担架上甩下去。 不知为什么这让我想到了上次听红旗歌舞团演出的时候，哪怕是坐在倒数第二排，《草原啊草原》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涌过来，把我死死地钉在座位上。对我来说，这种临场的体验与人看书、看说明书、看演示视频都非常不同，因为这是没有经过排练的演出。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当然，最好没有二回。 从救护车到家里的床上，总计不超过100秒，但是姑姑还是买了两个氧气枕，一个能提供二十至三十分钟的呼吸。家里虽然早就租好了制氧机，但是并没有租呼吸机，要想辅助祖父呼吸，还是需要人工按压一个气囊。呼吸机很贵，而且大小和一个人差不多大，那可能还真不如就大家轮班值守来按压气囊。我不敢做挤压气囊这件事，一来我并不能很好掌握节奏，恐怕要让祖父呛到，二来我并没有掌握他人生命的觉悟。 大家都知道没有呼吸机的帮助，祖父是活不下去的。 正月初五 初四的夜注定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轮班吃过晚饭，我作为孙辈，被认为没有照顾的能力和义务，父亲和姑姑们让我和堂兄弟回家去了。躺在家里的床上的时候，房间被路灯的白光填满了。这样的夜晚已经有快二十年了。但是这一夜，我的耳朵里没有任何声音，安静到耳鸣。 父母都在老屋那边轮班照顾祖父，家里只有我一人。 耳鸣就像是在编织一条条丝线，把你的听神经末梢连到整个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就像主动声呐一样，血管的鼓动传导出去，又传导回来。突然安静的底噪里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手机铃声就像深海的黑色死神。 这是初五凌晨的两点钟。 十分钟后我和堂兄弟回到了老屋。深夜小城街上没有行车，只有路灯在打瞌睡。平常假日里这时候大排档什么的还有点生意，但是又赶上新冠病毒来袭，空有店门口的LED滚动播报着上级重要指示。当我走进祖父卧床的房间的时候，我意识到小学课本看太认真可能是一种错误，人教版语文教材为什么要选《儒林外史》呢？母亲低声给我简单介绍过去几个小时里祖父状况的变化。 自然是高开低走，关键原因可能是回家时打的点滴已经尽了。那药大概是强心剂吧。 我不想亲眼目睹死亡，圣人训：君子远庖厨。但是事实是，我必须在两点二十四分面对死亡。 祖父高耸的胸腔一点点瘪下去。祖母、母亲、姑姑们都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在流眼泪。而我，愣住了。只听到小姑姑靠近了祖父，用不大的声音叫了两声“爸”。已经没有回应了。父亲像是被抽走了什么，眯着双眼颓着。家里的女人都红着眼睛。我钉在原地，懵了。 一个人面对264的19位数字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个数量级真的有多大，他只会知道，这很大。 当时的我大概在想《父亲的病》。 人死了，就要办丧事，治丧需要精通此道的代办人。联系道士做法事、准备香烛纸钱寿衣灵堂、报告民政局殡仪馆等等，这些事情常人一生也经历不了几遍，当然需要专门的人来代办。浙南又是一个宗教丰富的地区，佛道共生昌盛，新教和教会和谐共存，天竜暂时还没有生根。总之，种种习俗还是比较复杂的，广大乡村地区尤甚。我外婆的母亲去世，因为在乡下，她和兄弟姐妹念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当然，堂兄弟认为这种传统很有必要保护。只要你生在浙南，你就要遵守这些习俗。这些习俗当然也是街坊邻里、亲朋好友评价你的标准。前两天我在他面前对这些“社会公序良俗”大放厥词，他早就憋着一肚子气了。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世上非黑即白的事情那么多，不对自然就是不对；世上评价标准千千万，影响因子可是一切的基石，没有这点分数，你什么也不是。 但是城里大概并没有要念24小时经的古老习俗，抑或是人民正攵府的新规定，不允许念经了。一通电话过去，一个办丧事一条龙的亲戚也就来了。这个亲戚在家族树上距离我有多远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我懵了的大脑的分析，他大概是我父亲的堂伯的儿子的表兄弟，但是人际关系并不是一个树，也许在某个地方存在一条更短的路径。总之，根据亲戚计算器简化，他应该是我的堂伯。堂伯把一个老年人常拿来听鼓词曲艺的小喇叭拿来，不停地循环播放“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喇叭在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洗脑守夜的众人，大家纷纷表示佛音灌耳，安静的时候脑海中总是会响起佛音——是好事。 一个不穿道袍的道士跟着堂伯来了。道士通过八字和各人的生肖，绕开了一系列禁忌，定了一系列日期，并且告诉我们：丧事忌属虎和龙的人。我更懵了，这巧妙的计算仅仅根据一本小册子上记载的一条条早已计算好的记录就一瞬完成了。 接着就是准备种种丧事的工作。父亲在尽可能回忆家里亲戚的姓名，好让道士打讣告的草稿。这是我唯一能够充分理解的事情。当时我正头顶老城区特有的昏暗灯光，把粗的绿线和红线平行穿过一个个非常大的针眼，以供家人佩戴在身上。因为我的眼睛比较好——当然，近视散光的我从来没觉得我的眼睛好过——能穿针线，穿红绿线的职责基本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在给在场的家人都佩戴上之后，我又继续穿红绿线，以备前来帮忙治丧的家人佩戴。 堂伯摊开笔墨，根据父亲记忆中各家亲戚的数目，在各家需要佩戴的手套上写上了关系称谓。接着拟好了讣告，下方联署了直系亲属各人与祖父的关系和姓名。当然，讣告上、手套上的关系称谓是要在前面加上“孝”字的。这个“孝”字大概就表示了死者对子弟无法尽孝、无法到场的宽宏大量吧。 夜虽然漫长，但是总是要天亮的。我差不多一宿没睡，出门走得也很急，什么都没带，更不要说顶着睡眼穿针线的酸爽了。急忙回家睡了一上午。这一上午大概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多了很多道具，但是我是不清楚了。 父亲和姑姑们大概比我更难顶一些，于是初五的夜需要我来守护了。下午顶着家里很差的网络下载了几部电影，原本计划守夜的时候看。但是最终发现并没有办法看。 首先是记录自己的生活，其次是用来反省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下次，我希望…… 不要有下次。

开始写这篇文章的当天下午，死者的遗体已经“入殓”了。 过去的几天就像小说的情景。传统与现实的碰撞，味儿真的很劲。 腊月廿七 因为半年之前就安排下的事情，我在所有的期末考试结束以后又在学校停留了一周，直到辛亥年的腊月廿七才回家。虽然实际上是和校历差不多同步放假，但是其实很多考完就没有事情的同学也就早早回家了，我大概是我们那一层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留守学校的人，他们的年会过得如何我并不知道。 新型肺炎还没有任何引起大众警惕的消息。我戴着口罩拖着行李箱走在上海的地下，多少有种违反“反蒙面髪”的感觉。车厢里、车站里，戴着口罩的人也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急着要回家的人。十号线的地铁上也都是带着行李箱的游子。 到了虹桥站取票发生了一些小麻烦。今年铁总要求所有可以使用电子客票的列车都必须使用电子客票，也就是用二代身份证刷身份证上车，所有的取票机和取票窗口都取不出普通旅客的车票了。学生票因为要验证学生身份，依然要去取票机“取票”：也就是把学生证和身份证临时绑定，蓝色的小车票是能印出来的。不过这车票也没什么用，到了检票口，那闸机上吸票的小口已经被胶带贴上了，最后还是要刷身份证。 上车的时候也发生了一点小麻烦。旁边座的小姐妹并不知道F是靠窗的座位，以为D是靠窗的，于是占了我的座位。不过也没什么，解释一下就好了。小姐妹很时尚，是商学院的，在暖气车厢里就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吊带衫，涂着和吊带衫色号差不多的口红。大概有个外国男友，车一启动就扯着英语和男友视频互动。 车上了看了《阿基米德大战》。果然日本的漫画业者左得挺左。当然剧情并经不起推敲，细节、色彩、CG倒是做得不错。 小姐妹这样的明日霸道女总裁，应该是欣赏不来男人、断肢、钢铁和算式的吧。看完我老是戴着口罩，也往她那一边缩了缩。 回到家就是要去参加家族的分岁酒。并没有人戴口罩。 下午在车上的时候联系了生院的同学，拜托他找一篇关于酒精针对人体作用的论文。原本想用这篇论文在晚上分岁酒上高挂免战牌，能不喝就不喝。没想到舅舅们倒也知道我迫真洁身自好，烟酒不沾——说来惭愧，去年买了两瓶威士忌，还都喝完了——并没有强迫我喝。 当晚的新闻1+1，钟南山又一次站在了聚光灯前，把真话讲给大家听。 腊月廿八到正月初三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家里人最终决定去买些口罩——不过要在去ICU探视我祖父之后。 大概是上学期期中考左右，我祖父就因为中风、痛风、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一系列疾病住进了医院。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时候进的ICU，是从送进医院开始，抑或是在普通病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总之随时可能撒手人寰，我时刻都捏着一笔回家的车票钱。虽然在ICU的状况是一天比一天差下去，但是在父辈人的要求下，先是熬过了农历的生日，又是熬过了冬至，又熬到了快过年的时候。按照农历记虚岁的算法，一旦过了年关，就是又长了一岁。不管怎么样，多长一岁总是好的。那么就熬到过了年吧。 去ICU里探视，医院只准一次进入家属两人。有规定的时间，半小时。进去要套上消毒了的褂子，新型肺炎疫情传到本省之后还要套上发帽、穿上鞋套、戴上口罩、只准一个家属进入。不过廿八去的时候还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说实在的，ICU里令人非常焦躁。此起彼伏的蜂鸣器声告诉你每一个卧床的重病人的心率如何，又在无限制干涉你的心率。然而每一个病人的心率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你的心脏并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频率同步。 祖父已经插上氧气管了，呼吸机帮助他的小脑调节呼吸的节奏。身上插着几根管子，有消炎的、强心剂、镇定剂、营养液等等。对于阿尔茨海默病以及中风患者，他们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还没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不太能认出我来了——当然和我去见得少应该也有关系。现在卧病在床，全身肌肉萎缩，不能移动四肢，不能转头点头，大小便和呼吸完全靠机器和护工。护士当时正在把祖父翻过身，上褥疮贴，暂时停掉了镇定剂。于是祖父还瞪着眼睛，费力地呼吸，心率也不低。 父亲和我一起进来了。护士看了一眼，大概就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父亲是直接和医护联系的，他们已经认识了两个多月了——于是护士把祖父的上床板升起来，让祖父歪着头靠着，让床边的我和父亲可以进入祖父的视线。父亲叫了几声，告诉祖父我来了。大概是医生刚刚开始重新给镇静剂，祖父微微闭上的双眼又突然睁开来看我们，心率也骤然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好像脑里有根弦突然绷紧，发出了很尖锐的声音，急忙走出了祖父的视线。 回去以后这事情变成了祖父知道孙子回来了强打起精神来看 ，也是菩萨在天保佑 。大概这种情况两个多月才见到一次，所以听上去特别感人些，或者说比较有宣传价值。 反正祖父已经不能说话了，也写不了字，他们怎么说就是什么样吧。 ICU确实是一种折磨，对我们是，对祖父亦是。 医院旁边的药店都已经是“口罩售罄”，无防护地在小城里走了很多路，才在一条僻静的小区道路上发现一家小药店，买走了最后两包口罩。 这中间的某一天，我家里办了分岁酒。当然是在政府明文禁止聚会之前。来了一个我并不喜欢的堂兄弟。光是这个人就值得我在明报上面继承查先生的衣钵写武侠连载。他给我非常细致地计划哪一天祖父会死，哪一天祖父要火化，哪一天祖父要下葬，哪一天我需要在场。总之，结论就是我之前买好的车票并不行，必须要改签。我又气又想笑：气的是他没事来道德绑架我，给自己立牌坊；想笑的是他是我姑姑的孩子——和我并不是一个姓。我并不想直接就扫了他的兴，既然他来提起这个事情，那我也就和他绕一绕，反正最后他并不占理，也希望引导他意识到这件事情他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以后真和人争论能先动脑子想想，别挽起袖子就冲了。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不过这种不欢而散在我和他做兄弟的二十余年里已经发生过太多次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ICU，没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像是小说。但是这是真实的。明天轮到我守夜，到时候继续把我还记得的都慢慢写下来吧。